“以我個人的經歷看，無論是作為無黨派人士還是農工黨黨員，只要提的意見建議有循證的基礎，被采納率就很高。”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竺以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時如是表示。

他說，“我們議政建言不是憑空來說的，而是有著堅實的實踐基礎。我們提的意見建議都是經過反復調研論證的。”

翻開陳竺的履歷，會發現他的每一個“身份”都有著時代烙印和特殊意義：上世紀70年代，他是上山下鄉的插隊知青；改革開放后赴法國深造，后成為世界知名血液學專家和多個國家的院士；進入新世紀以來，他先后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衛生部部長，成為改革開放以來首位出任國務院組成部門正職的無黨派人士；2012年12月，陳竺當選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主席。

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發展至今，已成為以醫藥衛生、人口資源和生態環境領域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時，陳竺詳細舉出案例，介紹了農工黨是如何發揮界別特色參政議政，并分享了他個人對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思考。

“你還會覺得民主黨派是‘花瓶’嗎”

《瞭望東方周刊》：這個問題有點尖銳，有人說中國的民主黨派是“花瓶”，你怎么看這種說法？

陳竺：我曾經向國外的朋友介紹，中國的民主有兩種主要的實現路徑：一個是選舉民主，一個是協商民主。其中，協商民主中排第一位的就是政黨協商，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

中國式政黨制度的優越性在于，它既保證了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執政黨的領導，又發揮了各方智慧和積極性，且不會有政黨間互相傾軋。有人不理解，比如有外媒記者就曾問，你們參政黨為什么不想做執政黨？有一位民主黨派中央主席回答得很好。他說：民國初年，中國已經作了多黨制、議會制的各種嘗試，曾經也想學習西方道路，但是走不通。我們從農工黨87年歷史的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是歷史的選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實踐證明，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才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政黨制度。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多黨合作事業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從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高度，對堅定不移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定不移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支持民主黨派更好履行參政黨職能作了深刻闡述，并提出了具體要求，進一步推進多黨合作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使多黨合作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呈現出生機勃勃的新氣象、新局面。

所貴圣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你問民主黨派是不是“花瓶”？以我個人的經歷和感受，中共中央領導同志有著虛懷若谷、海納百川的胸襟和聞過則喜、從諫如流的氣度，只要提的意見建議有循證的基礎，被采納率就很高。我們的政黨協商不僅體現在決策后實施過程中的完善，更體現在決策前和決策中。這一做法已產生了很好的效果。

我們會講坦率的意見，提真誠的建議，也許有個別不當之處，但建言獻策的出發點是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了實現民族復興之夢。

《瞭望東方周刊》：能否舉一些你提出建議被采納的例子？

陳竺：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2010年初，當時我在衛生部工作，還是無黨派人士。我們對中國農村高發的大病作了調研和衛生經濟學的測算。在此基礎上，我向時任中共中央、國務院主要領導同志作了匯報，建議到“十二五”末將新農合人均籌資水平提高到300元，同時建立大病保障機制，逐步提高一些療效確切、費用可控、社會影響大的重大疾病的保障水平，以有效緩解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這個建議得到了主要領導同志的重視和采納。當年政府工作報告就提出要開展農村兒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臟病醫療保障試點。2013年新農合人均財政補助標準就提高到280元，比2010年的120元翻了一番還多，加上個人繳費部分，人均籌資水平達到300多元，20種大病保障試點工作全面推開。

第二個是2013年初，我國中東部地區發生持續大規模霧霾污染事件，影響近6億人口。當時，我已經到農工黨中央工作。我們當即就組織農工黨醫藥衛生和生態環境領域的黨員進行研究，發現心血管系統疾病和呼吸系統疾病就診情況與霧霾存在正相關關系。為了拿出扎實的報告，我們召集了黨內外專家，有衛生部、環保部、中國氣象局等政府部門的同志，也有來自復旦大學、中國疾控中心的公共衛生專家。大家春節都不休息，采集信息，認真分析。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了積極應對區域灰霾污染的建議，核心要素就是要認識霧霾對于健康的嚴重危害，所以需要加強源頭治理，加強聯防聯控，加強京津冀等重點地區的防控，動員全社會力量一起參與。這個建議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張高麗副總理等領導同志分別作出批示，為同年國務院出臺《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提供了一些支撐。

這樣的例子其實很多。事實上，只要是經過充分的調研和科學的論證，對國家大局有利，意見和建議就會及時被中共中央采納。了解了這些，你還會覺得民主黨派是“花瓶”嗎？

界別特色：從政治、軍事到醫藥、生態

《瞭望東方周刊》：作為中國最早成立的民主黨派之一，農工黨有怎樣的特色？

陳竺：農工黨成立于1930年，早期的成員都是一些愛國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比如，我們的建黨領袖鄧演達烈士，曾擔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他是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堅定捍衛者，也是國民黨左派的領袖人物。農工黨第二任領導人黃琪翔，不僅是北伐名將，抗戰時期還擔任過中國遠征軍副總司令。農工黨早期領導人還有章伯鈞這樣的政治家。

又比如彭澤民，他是國民黨左派元老，參加過南昌起義，也是一位醫德高尚的中醫大家。新中國成立后，民主黨派的職能發生轉變，農工黨的前輩們圍繞國家中心任務，對聯系界別進行了思考，把醫藥衛生作為主要聯系的界別。

進入新世紀，農工黨的界別又拓展到環境保護和人口資源領域。截至2016年6月底，全黨黨員總數約15萬人，其中醫藥衛生界占56.7%，人口資源、生態環境領域占1.9%，其他領域占41.4%。總的來說，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需要，農工黨的結構一直在不斷優化。

《瞭望東方周刊》：基于這樣的界別優勢，農工黨近年來開展了哪些大調研？

陳竺：2012年底以來，我們根據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體”總布局，結合農工黨聯系界別的特點，提出了健康中國、美麗中國兩條工作主線：一方面，為醫藥衛生事業改革發展服務，努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做“健康中國”的促進者；另一方面，為生態文明建設服務，努力加強環境保護，做“美麗中國”的建設者。應該說，“健康中國”是我畢生的追求。去年，中央召開了新世紀以來第一次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新時期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十三五”規劃也提出了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目標；“美麗中國”實際上和“健康中國”息息相關，因為健康的三大基本要素是潔凈的空氣、清潔的水和安全的食品。

2013年，我們開展了主題為“動員社會力量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有效拉動內需、保障民生”的大考察，提出了《關于動員社會力量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建議》，得到李克強總理的高度重視。總理認為建議很有針對性，要求在研究制訂相關指導意見時統籌考慮。我們所提出的增加供給、在保障基本的基礎上促進非基本醫療服務發展的理念，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嚴峻挑戰，推動養老服務業健康發展等具體建議，在同年國務院下發的《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得到體現。

2014年，我們圍繞衛生立法問題開展了大考察，提出了《關于〈基本醫療衛生法〉立法基本原則和重點內容的有關建議》，得到張德江委員長的批示，對加快衛生立法進程和醫保管理體制改革發揮了一些作用。目前，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正直接牽頭組織《基本醫療衛生法》的立法工作，有望在本屆人大常委會任期內出臺。

連續兩年關注醫藥衛生領域之后，2015年，我們又把注意力放在生態環境上，圍繞“水污染防治與水資源利用”開展了大考察，形成了《關于加強涉水體制機制改革，確保我國水安全的建議》。相關建議在俞正聲主席主持召開的調研協商座談會上，得到與會部委的高度重視。專報得到李克強總理的批示，其中一些建議正在轉化為水資源治理體制改革的具體實踐。

發揮醫保的核心杠桿作用

《瞭望東方周刊》：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被稱為世界難題。不僅是中國，美國等發達國家也都在探索解決之道。何為“三醫”，又如何“聯動”？

陳竺：“三醫”指的是醫療、醫保、醫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了實行“三醫聯動”的改革方向。醫保對醫療醫藥資源合理配置和科學使用具有核心杠桿作用，而部門分權分治是導致我國醫改成效與群眾獲得感仍有差距的主要原因。因此，醫改的關鍵在于兩點：一是抓住醫保這個牛鼻子；二是強化政府部門間改革的聯動機制。

《瞭望東方周刊》：在2016年全國兩會的政協提案中，農工黨有一個關于“三醫聯動”的重點提案。

陳竺：是的。我們在調研中發現，福建省三明市將涉及醫改的有關醫保、醫藥、醫療等政府職能部門集中由市醫改領導小組指揮，將城鎮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三類醫保經辦機構整合成醫療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實現了“三保合一”，極為有效地推動了公立醫院改革。

有了醫保中心，三明所有醫保定點醫療機構的藥品均由醫保中心負責采購和費用結算，切斷了醫院與供應商之間的資金往來，醫院只管“點菜”，不管“埋單”。另一方面，通過醫保中心實施重點藥品監控，規范醫療行為，抑制過度醫療，把大處方、大檢查中的滋補類所謂“萬能神藥”和一些不必要的耗材擠出去了，省下的錢用來提高醫療服務價格，補償醫務人員的勞務價值。

幾年改革下來，三明市醫保基金由2011年虧損2.08億元，扭轉為2015年盈余1.6億元。公立醫院藥品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已不足30%，醫療服務性收入則超過60%。初步實現了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質、醫生回歸看病角色、藥品回歸治病功能的“三回歸”，取得了群眾看病負擔明顯減輕、醫院收入結構日趨合理、醫務人員待遇大幅提高、基本醫保基金良性運行的多方共贏局面。

用中國式辦法破解醫改這一世界性難題

《瞭望東方周刊》：2016年的大調研開展得怎樣，是否看到更多地方有值得推廣的探索？

陳竺：2016年農工黨大考察的主題是“通過‘三醫聯動’促進公立醫院改革，協同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從調研情況看，“三醫聯動”已成為各方共識，各地都在積極探索。我們在調研中欣喜地看到了一些寶貴的經驗：

比如安徽，全省26個縣實現了新農合與城鎮居民醫保的兩保合一，完成了180余種常見病的病種付費改革。大病保險全覆蓋，大病保障實際補償水平接近80%，超大額患者實際補償水平接近90%，為脫貧攻堅提供了有力的健康支撐。

事實上，每種大病的有效治療費用不一樣，比如常見先天性心臟病手術大約2萬～3萬元就可以一次性解決問題，標準危險型兒童白血病全部療程約需要10萬元，乳腺癌早期需要3萬～5萬元……每個病種不同的階段和分型，治療手段和花費都不一樣。這就不僅需要精準診斷、精準治療，還要精細管理。資源配置也要精準。每一個疾病的微觀控制住了，宏觀的醫療費用就能控制住。

《瞭望東方周刊》：除了安徽，還有哪些地方有值得推廣的做法？

陳竺：在上海，我們看到家庭醫生簽約模式有效管控了慢病。上海從2011年開始試點家庭醫生制度，實行一個社區家庭醫生、一家區級醫療機構、一家市級醫療機構的簽約模式，優先向60歲以上老人和慢病居民簽約。目前，家庭醫生制度已覆蓋上海所有社區。家庭醫生既“管健康”又“管費用”，實行家庭醫生初診制和轉診制，有效管控了簽約的高血壓患者和糖尿病患者。

慢病防控重點在基層，而基層短板是人才匱乏。上海的家庭醫生簽約模式使這個難題破解有望。

《瞭望東方周刊》：家庭醫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我們在采訪中了解到，在北京，一個優秀的家庭醫生年薪只有8萬元，與三甲醫院醫生相差較大。這樣的收入顯然不利于家庭醫生隊伍的發展。上海的全科醫生薪酬是多少？

陳竺：上海財政對家庭醫生給予了很大支持，使他們的薪酬達到15萬元左右，但這項投入占當地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并不大，產出效益卻很不錯。現在上海的人均期望壽命已達83.13歲。

可喜的是，最近了解到三明的經驗已在福建全省和其他一些省份推開，而上海全科醫生家庭簽約服務方面的做法也在不少城市仿效。可以預見，三明的醫改、安徽的按病種付費、上海的家庭醫生簽約等集成為“政策包”，并進一步上升為制度規范，各地結合實際借鑒推進，中國醫改的前景非常光明。

實施同心全科醫生特崗人才計劃

《瞭望東方周刊》：人才是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短板。補齊農村醫療衛生人才短板，農工黨可以發揮什么作用？

陳竺：建立一支高水平、值得信賴的農村醫療衛生隊伍，對于保障農民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實現到2020年讓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目標具有重要意義。現在農村醫療衛生隊伍還不能充分起到健康守門人的作用，很多農民還不太相信基層的醫生，大病小病都要到大醫院去。

我們正在貴州畢節大方縣進行相關試驗。農工黨自1994年起對口支援大方縣，2010年開始實施“同心助醫工程”，效果不錯。2013年，我到大方縣看到，當地的硬件已經不錯了，就提出要更加重視軟件方面，比如人才和政策。

《瞭望東方周刊》：在大方縣具體怎么做的？效果如何？

陳竺：近年來，有關部門設立了“特崗全科醫生計劃”，給每個基層全科醫生一年薪酬3萬元。我們調研的情況，要吸引本科以上醫學生下基層，這個力度仍然不夠。為此，農工黨中央發起實施了“同心全科醫生特崗人才計劃”，與地方黨委、政府對大方縣新招聘的本科以上學歷、在鄉鎮工作的全科醫生，除一般性收入外，再給予3萬到5萬元的津貼補助。我們希望利用這個計劃回答一些問題：要達到怎樣的薪酬水平才能把水平較高的醫生留在基層并發揮作用？如何幫助他們提升業務能力和水平？如何在全社會增強對全科醫學的重視度？

我曾在遵義醫學院與應屆畢業生進行座談。他們告訴我，待遇很重要，但更看重業務水平發展與社會認可。所以我們倡議遵義醫學院及附屬醫院建立全科醫學系、全科醫學科，通過導師制對到大方縣工作的這些醫學生進行輔導，還邀請北京醫院、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等的專家一起做他們的導師。目前，醫學界對全科醫學的認識有了很大提高。

2015年，大方縣招了20多名醫學本科生，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不久前，我遇到了這些年輕全科醫生中的15人，他們的工作已經得到群眾的高度肯定，職業榮譽感都很強。當然，我們還需要繼續關心這些年輕人的發展。

《瞭望東方周刊》：補貼全科醫生的費用從哪里來？

陳竺：這項工作沒有專項經費，是靠農工黨黨員自發捐助的。我們建立了同心全科醫生特崗人才基金，作為社會服務領域一個特殊項目。我們還聘請了知名醫學專家加強對基金的管理。

當然，我們的財力有限。這個項目的意義更主要的是通過社會服務進行突破性政策的先行先試，為建言獻策打下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