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講究方法。在我看來，做學問最重要的是念好“三字經”，即“苦”“深”“新”，也就是刻苦、深鉆和創新。

任何學問都需要積累。如果立志往深處做學問，就必須注重點滴的積累。只有銖積寸累、日就月將，才可能水到渠成、融會貫通。這就需要培養堅韌不拔的毅力，能夠抗干擾、排誘惑，耐寂寞、忌浮躁，沉入書海、潛心研究。對黨史研究來說，還要不畏艱險，到艱苦地方進行現場考察。工作時間內“躲進小樓成一統”是一種苦，工作時間外不能瀟灑人生也是一種苦，到艱苦地方進行現場考察更需要吃苦。愛因斯坦說過，人的差異在于業余時間。業余時間能成就一個人，也能毀掉一個人。著述是時間的物化，成就與刻苦成正比。只有付出更多，才能收獲更多。對大多數人來說，要想在學問上有所造詣，都是一分天才加九分勤奮，后天的努力至關重要。沒有勤奮刻苦，要把學問做大做好是不可能的。

應急文章可以“短平快”，但學術論著決不能“短平快”，否則就難有學術性。何謂學術性？不是說遠離政治的學問才有學術性，這樣的理解有失偏頗。學術性就是學問的含金量，任何真學問都有學術性。政治理論著述，將道理講得深透、嚴謹、細密、周延，真知灼見層見迭出，同樣具有學術性。有人把做學問比作勘探石油，這個比喻很有道理。鉆井打到3000米找不到油，就要繼續打到5000米、8000米，甚至更深。只要找準了地方，越往深處打，就越有希望找到石油。做學問要想出成果，就要有這種打深井的精神。有了深度，就會有厚度和力度，成果必然是沉甸甸的。

古人將“立德”“立功”“立言”合稱為“三不朽”，做學問就是“立言”之事。怎么算“立言”呢？吃人家嚼過的饃，重復別人說過的話，不能算“立言”。只有講新話，有新視角、新見解、新理念、新思想，在學術上自成一家，才能算“立言”。人們常說著書立說，事實上著書與立說是不可分的：著書是立說的載體，立說是著書的目的。但如今出現了一種現象，即著書而不立說。互聯網時代，信息爆炸，有人上網東抄西拼，幾天就可以編一本書。書中立了說嗎？沒有，都是搭積木堆起來的，一推即倒。這不是真正的做學問，更無創新性可言。在“立言”問題上，毛澤東同志和鄧小平同志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毛澤東同志能成為大學問家，不僅在于熟悉各種典籍，更重要的是有超人的膽識和創造。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哲學“三論”即《實踐論》《矛盾論》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彰顯了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也體現了他為人、為文的鮮明特征，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范。鄧小平同志政治閱歷豐富，悟性極高，思想很深邃。他的“南方談話”，集他的思想理論之大成，其中提出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解決了前人一直沒有解決的難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形成與拓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要創新就必須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決不可能創新。毛澤東同志和鄧小平同志之所以能獲得巨大成功，就在于他們思想非常解放，不斷創新，超越前人。做學問就要學習他們敢于解放思想、不斷創新的品格。

（作者為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