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檢查6部法律實施情況，聽取審議國務院和“兩高”20個工作報告，監(jiān)督工作針對性和實效性進一步增強。2016年，政務公開加大推進，省級政府部門權力和責任清單全面公布；全國法院新糾正重大冤假錯案11件17人，數(shù)量達歷史新高；全國檢察機關高壓反腐，立案偵查職務犯罪47650人……

立法為民，執(zhí)法為民，司法為民。連日來，代表委員認真審議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和“兩高”工作報告。他們表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立法要公正、公平、公開，執(zhí)法要公正、規(guī)范、文明，司法要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提升全社會的法治獲得感。

立法質(zhì)量 越來越好

全面依法治國，憲法法律的權威必須得到牢固樹立，要讓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貫穿社會治理各環(huán)節(jié)全過程。

善治必先有良法。“制定8部法律，修改27部法律，通過7個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決議，作出1個法律解釋，決定將1件法律草案、3件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草案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一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交出了一份高質(zhì)量的立法成績單，立法數(shù)量多、分量重、質(zhì)量好、節(jié)奏快。而在政府層面，2016年，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法律議案13件、制定修訂行政法規(guī)8件，還不斷完善公共決策民意吸納機制，認真辦理人大代表建議和政協(xié)委員提案。

可以說，隨著全面依法治國向縱深邁進，無論在全國還是地方，對立法工作的要求都越來越高，立法質(zhì)量也越來越好。

“食藥監(jiān)管立法沒有最嚴，只有更嚴。”四川省食藥監(jiān)局局長姚義賢代表告訴記者，在食藥領域，僅僅是四川出臺的地方立法便涉及藥品監(jiān)管、藥械第三方物流和中藥飲片炮制等多個領域，不僅對藥品、醫(yī)療器械第三方物流企業(yè)準入門檻制定了嚴格規(guī)定，而且在中藥材種植質(zhì)量標準和中藥飲片炮制規(guī)范方面建立一系列長效監(jiān)管機制。姚義賢表示，食藥安全與群眾利益息息相關，從中央到地方的相關立法日趨完善，“食品藥品方面的立法不僅更細化，而且在制度上更加順應時代需要。”

法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在我國，執(zhí)法的主體主要是各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政府必須帶頭依法行政，特別要培養(yǎng)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shù)”的法治思維，推動社會環(huán)境風清氣正。

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長王興東委員是電影《黃克功案件》的編劇。他說：“法律面前無特權。黃克功案件是從嚴治黨、從嚴治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好案例和教材。黃克功本人是屢建戰(zhàn)功的紅軍團長，卻居功自傲、開槍殺人，后來通過一場2000人參加的公開、公正的審判，實現(xiàn)了‘殺了黃克功，為黨立警鐘’，也更讓我黨我軍贏得了群眾的擁護和愛戴。”

王興東說，現(xiàn)如今，一些領導干部蔑視法律，甚至一些法律工作者知法犯法，嚴重損害黨和國家在群眾心中的形象。“領導干部要帶頭守法、消滅特權，以公平、公正、公開維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尤其是法律工作者要忠實于法律、努力杜絕冤假錯案，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司法改革 越來越深

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義之劍，司法機關作為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衛(wèi)者，在全面依法治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對司法體制改革作出戰(zhàn)略部署，幾年來司改不斷攻堅克難、持續(xù)穩(wěn)步向前，一大批重大改革方案陸續(xù)出臺，重點領域和關鍵環(huán)節(jié)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司法體制改革主體框架已基本搭建完成。

“司法責任制改革作為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基石，其難點關鍵是要建立權責統(tǒng)一、權責明晰、權力制約的司法權運行機制。”河北邯鄲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賈春梅代表認為，司法責任制在整個司法體制改革中具有基礎性、全局性、決定性地位，對于促進司法公正高效、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賈春梅建議，建立完善科學合理的檢察權、審判權運行機制，按照“誰辦案誰負責”的要求，突出入額檢察官、法官的辦案主體地位。同時，積極適應新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特點，探索加強檢察、審判管理的新辦法，確保辦案質(zhì)量效率，促進公正高效司法，做到“放權不放任”“放權更放心”。

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繆蒂生代表認為，司法不單純是審案判案，它屬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范疇。法官的司法作風事關司法公信和法律權威，影響著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關系。法官要不斷增強政治意識、法治意識和群眾意識，依法保障民生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司法體制改革以后，引導法官下沉一線、到一線辦案，這個方向無疑是正確的。”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汪利民委員表示，人員分類管理方面，如何解決輔助人員的來源和待遇問題，還需要研究、亟待解決。這幾年一線法官辦案壓力特別大，需要有足夠的輔助人員承擔事務性工作，確保法官一心一意完成司法判斷。但從目前情況看，一個法官還配置不到一個輔助人員，缺口很大、壓力很大。

“聘用司法雇員承擔法官助理和書記員等職務，是比較有效的解決途徑。”但汪利民同時也認為，與在編在崗人員相比，聘用人員待遇太低、缺乏保障。這亟須通過頂層設計，從制度上明確司法雇員的職能定位，保障其應有待遇，促進司法輔助人員隊伍的穩(wěn)定。

信法用法 越來越多

法治信仰，是人們對法律發(fā)自內(nèi)心的認可、崇尚、遵守和服從。沒有人民的內(nèi)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全面依法治國的目標就難以實現(xiàn)。

在社會轉型期，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出現(xiàn)各種矛盾糾紛在所難免。“過去，許多群眾有‘信訪不信法’‘以訪壓法’‘棄法轉訪’等心理，對于基層干部而言，信訪工作確實‘壓力山大’。”江西省豐城市蕉坑鄉(xiāng)駐臺州流動黨支部書記、辦事處主任盧金生代表坦言，由于部分群眾法律意識淡薄，再加上大量涉法涉訴信訪沒有及時批轉移交司法和有關行政執(zhí)法部門，或批轉移交之后沒能得到認真處理，造成很多信訪案件久拖不決，有的則成了“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

在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這一問題逐漸得到解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改革信訪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解決，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2014年，中央又提出實行訴訟與信訪分離制度，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事項導入司法程序機制。

先是心理層面的轉變，長期的農(nóng)村普法教育讓更多群眾增強了法治觀念。面對矛盾糾紛，以牙還牙、上訪纏訪等非法治方式越來越少，更多人選擇在法律框架里尋找解決方案。盧金生說：“同時，通過制度規(guī)范，基層群訪鬧訪的行為有所減少。如今，‘上訪三年不如上訴一年’，走法律程序管用了，群眾自然更多信法用法了。”

深入淺出、喜聞樂見的普法宣傳，是培育法治觀念的關鍵一環(huán)。“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第七個五年普法規(guī)劃的第二年了。隨著法治宣傳教育主題活動的廣泛開展，全社會的法治觀念明顯增強，群眾依法維權、有事找法的法律意識明顯提高。”云南普洱市司法局政治部主任李松泉代表說，“過去村民們一有糾紛，很容易發(fā)生口角，甚至打架斗毆。現(xiàn)在，他們都能夠主動到鄉(xiāng)鎮(zhèn)找司法所進行調(diào)解，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

這幾年，普洱市通過開展法律進村寨、進社區(qū)、進企業(yè)等“七進”活動，把法律知識編排成小品、戲劇進行鮮活生動的法治宣傳。李松泉說，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我們還將法律知識翻譯成少數(shù)民族語言進行宣講，引導大家形成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的意識。

（本報記者張璁、史自強、智春麗、張文、鄭海鷗、曹怡晴、魏本貌、李茂穎、辛陽報道）

《 人民日報 》（ 2017年03月13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