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4日電（記者 江迪） 當前，一些大學生畢業后既不打算馬上就業也不打算繼續深造，而是暫時選擇游學、支教、在家陪父母或者創業考察，慢慢考慮人生道路。“慢就業”一詞由此而來。據統計，中國越來越多“90后”年輕人告別傳統的“畢業就工作”模式成為“慢就業族”。對此委員們，觀點各不相同。

朱曉進委員：慢就業是奢侈的選擇，大眾媒體不宜提倡

說起“慢就業”，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朱曉進委員語速就快起來了。“這是一種奢侈的選擇，大眾媒體不宜提倡。”朱曉進說。

讓朱曉進擔心的是：“我見過一些畢業之后‘慢就業’的學生，結果幾年之后，考研沒考上，工作也不好找。一下就把自己給耽誤了。”

在朱曉進看來，“慢就業”的最大風險在于與社會脫節。“雖然有不少人說高校與社會上大不一樣，但其實學校和工作單位都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比較緊密的社會單元。‘慢就業’雖然也和社會接觸，但不是緊密接觸，不接觸緊密的社會單元，很容易與社會脫節。”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我的學生能夠學以致用，學有所用。‘慢就業’讓學校教育的很多東西沒有了用武之地，也造成了教育資源的浪費。我們的教育資源尚不豐富，如果學生占用了教育資源，卻不能讓教育資源發揮更大的效益，這對其他學生就顯得不夠公平。”

對于已經“慢就業”的學生，朱曉進希望：“不要把‘慢就業’當做回避就業，應該樹立明確的就業方向或者學習方向，在‘慢就業’期間保持與社會的廣泛接觸，避免與社會脫節。”

朱曉進注意到：選擇‘慢就業’的學生一般家庭條件都比較好。“從我國整體發展狀況來看，‘慢就業’還是特例，大眾媒體不宜宣揚，更不宜提倡。”朱曉進說。

錢學明委員：“慢就業”是自我提升的過程

說起“慢就業”，民建廣西區委主委錢學明委員依然不緊不慢：“當前我們正在建設學習型社會。學習型社會一大特點就是學習、就業相交替。你說是‘慢就業’，他說是‘社會實踐’，是接觸社會、了解社會的過程。視角不同，看法也不同。”

“人的認識、能力是在實踐中提升。做好社會實踐對就業有好處。‘慢就業’也是樹立自我認識、提升自我能力的過程。有一些學生走上工作崗位之后，頻繁跳槽，對崗位總不滿，對自己一直自視高。‘慢就業’能夠讓學生與社會交流、交融，了解更為豐富的社會，彌補了學校教育的不足，讓學生知道工作的艱辛，知道別人的不易。不會‘這山望著那山高’。”錢學明說。

劉惠好委員：“慢就業”應經過深思熟慮

“我的學生里每年都會有‘慢就業’的，研究生多一些，本科生少一些。”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研究所所長劉惠好委員說。

在劉惠好看來，“慢就業”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由于一些留學、工作等手續沒有辦好，帶來的被動型“慢就業”，一類是沒有找到合適的崗位、報酬等，或出于其他原因的主動型“慢就業”。

“在就業人口眾多，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就業崗位出現了供需矛盾，尤其是結構性矛盾。加上有的學生目標較高，造成了‘慢就業’現象增多。”劉惠好說。

在劉惠好看來：出現這種現象是正常的，是社會選擇多樣化的表現。“學生對自己的未來有想法、有安排，只要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理性選擇就是可以接受的，社會對此應該持包容的態度。”劉惠好說。

劉惠好注意到：有的學生在最初選擇專業的時候，由于對自身的認知尚不完善、對專業的了解不夠全面等因素，對專業選擇想得并不清楚。“慢就業”也是一種二次選擇的機會。

劉惠好認為：對是否選擇“慢就業”，應該進行理性選擇。如果所學專業技能性較強，知識、技能更新速度較快，這樣的學生不宜“慢就業”。

“如果在學校更多學習的是基礎知識、思維方式，這樣的‘慢就業’不太容易造成荒廢所學專業。當前社會信息獲取渠道較多。在‘慢就業’期間要注意及時了解社會變化。跟上時代步伐。”

“在‘慢就業’的過程中，學生們培養了獨立性、經過了對自我的進一步思考。相信他們會創造更多的人生價值。”劉惠好說。

華博雅委員：政府應促進大學生盡快就業

“‘慢就業’正在成為一種非主流的社會現象。對‘慢就業’不能簡單說好還是不好，關鍵要可能‘慢’的動機和結果。”江蘇省無錫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華博雅委員說。

華博雅認為：當代大學生普遍有思想，有頭腦，他們應該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尤其是對工作崗位的喜好、適應、匹配的情況，來選擇就業的方式和時間。從家長、學校、社會來講，應該能夠理解和寬容。

“另一方面從優化人才資源結構，充分發揮大學生智力、作用方面來講，政府應該盡量鼓勵和引導，促進大學生盡快就業。政府應該做的是營造良好的就業環境，提供適宜的就業崗位，提高大學生就業待遇，為年輕大學生就業提供職業發展指導，通過這些措施引導和推動大學生就業工作。”華博雅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