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國《明鏡》周刊披露，德國聯邦情報局在全球范圍內對各國記者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監聽。

“這令人后怕，想到自己的電話被監聽是一種很難受的感覺?！?蔡特曼在獲悉自己被德國情報部門監聽后表示。44歲的比利時記者阿諾德·蔡特曼常駐剛果（金），報道非洲近20年，先后在英國廣播公司和法國國際新聞時事電視臺“法國24”工作。在2006年的剛果（金）總統選舉期間，德國聯邦情報局關注到了蔡特曼的報道工作，他的兩個電話號碼因此進入了監聽列表。

據《明鏡》周刊調查，德國聯邦情報局自1999年以來監聽外國媒體記者或編輯部的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有至少50個監聽線路。英國廣播公司、《紐約時報》、路透社等國際知名媒體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亞等國的記者站成為監聽的“重點對象”，科威特、黎巴嫩、印度等國的本土媒體也未能幸免。

在德國，記者屬于涉密職業，和律師、醫生、牧師等職業一樣，都受到法律的特殊保護。德國《信件、郵件和遠程消息秘密保護法》（簡稱“秘十條”）明文禁止德國情報機構監聽有保密權利的人員。從現實看，德國情報部門顯然打了這些法規的臉。

對于這一監聽丑聞，各家涉事媒體紛紛表示了抗議和不滿。英國廣播公司指出，德國情報部門的這種做法“令人失望”。批評人士指出，新聞自由不是德國政府的恩賜，而是各國記者平等享有的權利。德國綠黨黨團副主席馮諾茨表示，聯邦情報局這樣的做法“令人無法接受”，德國政府對情報機構負有監督責任，必須對該事件負責。目前，聯邦情報局拒絕就此事件作出解釋。

這已經不是德國政府第一次鬧出監聽丑聞。早在斯諾登“棱鏡門”事件發酵的過程中，德國就被曝出大肆監聽本國公民和歐盟機構，引發軒然大波。

2013年，斯諾登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竊聽德國政府甚至總理默克爾的手機，引發德國國內外媒體高度關注，默克爾表態說，“刺探朋友，絕對不行”。在國際上，德國一度成為監聽“受害者”。然而，隨著斯諾登爆料文件的進一步公開，德國角色卻反轉成為“作案者”。2014年，德國聯邦情報局被曝利用法律漏洞，監聽本國公民。對個人隱私極為敏感的德國民眾一片嘩然，德國政府承受巨大政治壓力。2015年，媒體曝光德國聯邦情報局長期幫助美國國家安全局刺探歐洲企業、政府部委和歐盟機構的情報，其中包括波蘭、奧地利、丹麥和克羅地亞的內政部、美國在歐盟和聯合國機構的外交使團以及位于華盛頓的美國財政部和內政部等。受監聽的歐洲鄰國紛紛表示抗議，旋即引發外交風波。

今年2月16日，德國政府為調查美國和德國情報部門監聽丑聞而成立的調查委員會迎來最大牌的證人——德國總理默克爾。默克爾表示，她對美國情報部門監聽自己的手機并不知情，她甚至對之前德國情報部門監聽盟國的行為也知之甚少。顯然，德國政府面對監聽丑聞，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為了應對上一輪監聽丑聞，德國政府于2016年制定法案，加強對聯邦情報工作的監管。新法案規定，建立獨立委員會監督情報機構工作，聯邦情報局只能在關乎國內外安全的情況下監聽歐盟成員和歐盟機構等。然而，德國國內反對黨對此批評指出，新法案表面上加強情報工作監管，實際上擴大了情報機構的權限。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門”調查委員會負責人雷納表示，新法案允許聯邦情報局擴大監聽范圍，將使其從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小兄弟”變為平起平坐的“雙胞胎”。反對黨還指責新法案“內外有別”——雖然聯邦情報機構在歐盟內部將受到更多監管，但在歐盟以外卻可以繼續“為所欲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