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藥企索賄，老板沒錢寫下百萬欠條，承諾到期不給錢還要付利息；與妻子兩次出國旅游，藥企老總陪同買單……四川省衛計委科教處原處長蘇林借職務之便，幫多家企業進多家醫院賣藥、賣耗材等，伙同他人受賄，個人分得1242萬余元。《法制晚報》記者獲悉，四川省宜賓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受賄罪判處蘇林有期徒刑12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0萬元。（2月27日《法制晚報》）

一個省級衛計委的處長，官職不大，位置不高，卻能幫助醫藥企業通過賣藥收取1242萬元的好處，這是何等的嚇人？無疑，他裝進兜里的1242萬元，最終的買單者不是醫藥企業而是患者。羊毛最終需要出在羊身上，而醫藥企業絕不是任人宰割的綿羊，患者才是被宰割的綿羊。給的好處再多，醫藥企業都會賺回來。

由此可見，看病貴不僅是現有醫療制度的問題，還是醫藥器械推銷中的眾多亂象催生的。看病貴的背后還有醫藥腐敗的因素。如果沒有一個個“蘇處長”也就不至于讓醫藥價格如此瘋狂了。查處“蘇處長”是必須的，遺憾的是，在這起案件中，我們看到的是那些行賄的醫藥公司卻成為了局外人，一如給“蘇處長”打了百萬白條的醫藥公司老總，難道不該處理嗎？“蘇處長”和醫藥公司老總是一根繩子上的螞蚱，誰都不該躲過法律的制裁。

我們更應該追問的是：究竟是誰給“索賄的蘇處長”留下了索賄的空隙？筆者以為，至少兩個環節是罪魁禍首。

其一，是藥價虛高。我們目前實施的是藥品自主定價的管理制度，也就是說醫藥公司生產的藥品如何定價，政府不再干涉，而是讓他們自己依據實際情況掌握。表面上看，這是市場的利好，醫藥公司能夠在市場環境中掌握價格。而實際上這助長了藥價虛高。假如說，藥價的贏利是處于合理范圍內的，沒有如此虛高，“蘇處長”也就沒有索賄的空間了，也就不至于成本價幾塊錢的藥品在市場上賣幾百元、幾千元了。因此，需要限制藥品的價格，不能給腐敗交易留下價格空間。

其二，是藥品競標成為擺設。按照目前實施的藥品競標制度，不通過正規的競標，是不可能進入醫院的。假如說，所有的藥品器械走的都是競標的路子，“蘇處長”也就不能發揮威力了。當“蘇處長”可以輕易左右醫院藥品器械采購的時候，哪家醫藥公司不想走這個捷徑呢？這說明所謂的藥品競標早就淪為了擺設，最終決定什么藥品器械能否進駐醫院的，還是權力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