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9日，李伯謙（左）與他的學生在河南新鄭唐戶考古駐地。

1979年，李伯謙在山西侯馬工作站整理調查資料。 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壹/

1937年春天，在河南鄭州東趙村，一個男孩兒呱呱墜地。因為這是李家的長孫，所以給他取名為李伯謙。

李伯謙6歲時，被送到村中小學讀書。家中長輩對這個長孫寄予厚望，希望他將來能夠學醫(yī)，照顧家人。青少年時代的李伯謙勤奮好學，歷史和地理成績都很出色，幾乎每次都考滿分。他尤其愛好文學，喜歡讀魯迅、郭沫若、茅盾的書。所以，當李伯謙報考北京大學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中文系，并且夢想著將來也能當一名作家。然而事與愿違，中文系沒有錄取，他因為歷史成績突出而進入歷史系。

1956年夏天，19歲的李伯謙穿著母親親手縫制的粗布衣服，只身來到北京西北郊的燕園。此時他的冬衣還沒有著落，靠著從學校申請來的一件棉大衣，李伯謙度過了他在北京大學的第一個冬天。

北京大學歷史系包括中國史、世界史、考古三個專業(yè)，第一年不分專業(yè)，所有學生在一起上基礎課。當時，張政烺、齊思和、鄧廣銘、商鴻逵、田余慶等先生相繼授課，令他眼界大開。隨著第一學年的結束，面臨選擇專業(yè)時，李伯謙犯了難。恰在此時，教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呂遵諤先生前來動員。他對大家說，學歷史就要搞考古，考古多好啊，游山玩水。這句“游山玩水”頗具吸引力，于是，李伯謙選擇了考古專業(yè)。當時的他沒有想到，考古將成為他終身為之奮斗的事業(yè)。這年暑假，李伯謙回到老家東趙村，他在村南的土坎上揀了幾塊陶片，還寫了一篇小文，開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考古調查。

1958年暑假，呂遵諤先生帶領李伯謙和同學們到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進行考古發(fā)掘實習。這是他入校兩年來第一次真正接觸到田野考古，所以既興奮又激動。而在發(fā)掘期間，郭沫若、斐文中、賈蘭坡等專家到工地上看望大家，更激發(fā)了他對考古的熱情。這次短暫的田野實習，讓李伯謙對考古有了真切的認識。

1961年秋，李伯謙畢業(yè)了。蘇秉琦先生認為他品學兼優(yōu)，就把他留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任教。當時，商周考古方向的教員只有鄒衡一人，所以，蘇秉琦建議李伯謙，以商周考古為主攻方向。可沒等在校園里安頓下來，李伯謙就打起行囊，與鄒衡、俞偉超、高明等幾位老師一起，帶領考古專業(yè)1958級學生，到北京昌平雪山遺址進行考古發(fā)掘。連續(xù)幾年的野外發(fā)掘和整理，不僅鍛煉了李伯謙的田野考古能力，也使他在短時間內就熟悉了夏商周考古。

“文革”開始后，所有學術活動都被叫停，李伯謙被安排到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其苦悶可想而知。如今回過頭看，還要感謝這段經(jīng)歷，正是因為接觸了哲學，李伯謙的邏輯思維才如此縝密，這也體現(xiàn)在他的文章和談話中。

1971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yè)準備于次年招收工農兵學員，于是把李伯謙調回歷史系。李伯謙回到本專業(yè)的第一件事，就是協(xié)助他的老師鄒衡編寫《商周考古》講義，負責序言和商文化部分。1972年，《商周考古》鉛印本發(fā)到入學新生的手里，這本書至今仍被國內各高校沿用和借鑒。

除教學外，李伯謙也迎來了田野考古的春天。1972—1982年，他帶領學生，先后發(fā)掘了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江西清江筑衛(wèi)城新石器時代遺址、江西樟樹吳城商代遺址、青海樂都柳灣史前遺址、甘肅永登連城史前遺址、湖北黃陂盤龍城商代遺址、山西曲沃縣的天馬—曲村晉文化遺址、湖北孝感新石器和商周遺存，并且在安徽六安、霍邱、壽縣一帶進行考古調查和試掘。

/貳/

考古這行苦不苦，從事田野發(fā)掘和調查的人最有發(fā)言權。1963年，李伯謙帶學生到河南偃師二里頭實習。發(fā)掘告一段落，李伯謙帶領學生到周邊去搞調查。河南的冬天黑得早，眼看天色已晚，他們來到附近的景陽崗村，請村長給安排個住處。村長打量著眼前這幾個人，沒好氣地說：“太晚了，上誰家去？你們就住到放牲口草料的庫房里。”同學們還想央求村長給安排到老鄉(xiāng)家，李老師痛快地說：“不麻煩了，村長，帶我們去庫房吧。”這一夜，師生們和衣鉆進草料垛，伴著干草的氣味和牲口糞便的臭氣進入夢鄉(xiāng)。

1980年春，為了安排學生到山西曲沃縣的曲村實習，李伯謙帶領宋建等人到當?shù)厝フ{查、選址。忙活了一上午，中午他們去當?shù)氐墓缡程谜页缘模貏e說明，糧票和錢都有。副社長一聽是搞考古的，不愿意接待，把他們推給生產隊。老隊長直言不諱地說：“你們又不是水利局的，人家會幫我們打井；也不是縣里的領導，我們不能不接待。考古隊的對我們有啥好處！”老隊長把他們打發(fā)到老丁家，丁家老太太去世，剛辦過喪事。李伯謙等人在老丁家吃了幾個剩下的開花饅頭，算是一頓午飯。李伯謙又提出晚上住宿的問題。老隊長說：“就住老丁家，他家老太太沒了，地方寬綽。”當天晚上，大伙兒睡在西房的大炕上，寬敞倒是寬敞，可是在剛剛去世的老太太睡覺的地方休息，四個人心里直犯嘀咕。最后他們干脆不睡，坐在炕上打了一宿撲克，天一亮，又起身去田野調查了。

1980年，北大師生在山西曲沃縣實習。大墓太深，又沒有機器，李伯謙只好將麻繩捆在身上，在大墓里吊進吊出。有一次李伯謙被吊出墓道時，不小心扭傷了腰。他忍著腰傷，堅持蹲在墓坑里發(fā)掘。一個多月后考古實習結束，李伯謙回到北京就醫(yī)，被診斷為腰關節(jié)錯位，已經(jīng)錯過最佳治療時間，從此落下腰疼的病根兒。

1993年在曲村發(fā)掘晉侯大墓時，李伯謙擔任領隊。當時天寒地凍，擺在眼前的困難是墓坑太深，隨葬品太多。為搶時間，李伯謙和同學們在幾米深的墓坑里盤起火爐，一是為了烘地，化開凍土，方便挖掘；二是為了取暖。于是，3000年前的晉候大墓升起了人間煙火，那爐火伴隨李伯謙和他的學生們度過了又一個冬天。

李伯謙說，回想田野考古，一次次地發(fā)掘，一次次地充滿新鮮感，那是與數(shù)千年乃至上萬年的歷史對話，與先人進行靈魂溝通，還可以修正文獻記載中的錯誤，實證中國悠久的文明史，對考古人來說，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叁/

經(jīng)過連續(xù)多年的野外發(fā)掘，李伯謙迸發(fā)出旺盛的創(chuàng)作力，他連續(xù)完成了多篇有影響的論文，對夏商周三代考古的重大問題提出了獨到見解。

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密切關注中原地區(qū)夏商周考古學文化的同時，李伯謙開始系統(tǒng)地研究周邊地區(qū)青銅時代遺存，以期對中國青銅文化形成鳥瞰。1998年，李伯謙把上述研究以《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為題出版，這標志著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的確立。

從1992年開始，李伯謙主持了晉侯墓地的發(fā)掘，清理了從西周早期到兩周之際的9組19座晉侯及晉侯夫人墓。這是迄今為止考古發(fā)掘的最完整的西周諸侯墓地。作為發(fā)掘領隊，李伯謙針對晉侯墓地發(fā)表一系列文章，厘清了該墓地的墓葬序列、墓主考定以及埋葬制度等關鍵問題，為確定西周列王的年代提供了確鑿的考古學依據(jù)。

1996年5月，“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來自歷史、考古、天文、測年、古文獻等多個學科超過200位專家學者，聯(lián)合開展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學研究，李學勤、席澤宗、仇士華和李伯謙等四人為首席科學家。作為負責考古領域的首席科學家，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實施的五年多里，李伯謙不但要統(tǒng)一課題規(guī)劃，還要統(tǒng)籌各遺址的考古發(fā)掘，積極協(xié)調各課題組以及相關學科間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以來，先后組織對17個遺址進行發(fā)掘，新的考古發(fā)掘填補了夏商周文化譜系中的缺環(huán)。“夏商周斷代工程”采取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多學科聯(lián)合攻關的方法，學者們根據(jù)一系列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成果，建立起夏商周考古分期標尺。夏商周年代學的研究，有助于探索中華文明起源，揭示5000年文明的發(fā)展脈絡，給后人留下了一份完整的中華文明編年史。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核心成果《夏商周年表》公布后，李伯謙又把研究轉向更早年代的考古。2011年，他主持起草了《關于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幾點設想》，送呈當時的有關領導人，建議國家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開展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隨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獲批為“十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李伯謙是主持人之一。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的實施，促使李伯謙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發(fā)展和特征進行深入探索。這一時期他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xiàn)在《文明探源與三代考古論集》這部書。在書中，李伯謙提出了文明形成的四個要素和十個標準，以及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三個階段。

李伯謙十分注重理論方法研究。1988年，他發(fā)表《論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一文，系統(tǒng)闡述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并指出，它是從考古學研究過渡到歷史學研究的橋梁。如今，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已經(jīng)成為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方法。

2014年，李伯謙出版《感悟考古》一書。在長達數(shù)萬字的“導言”里，李伯謙對考古學研究中的十七個問題展開了討論，既是他對個人學術生涯的一次回顧，更是對中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的全面反思。此書一經(jīng)出版，就被一些高校的考古專業(yè)列為本科生必讀書目。

/肆/

當年踏入北大校門的英俊少年，如今已白發(fā)蒼蒼，桃李滿天下。李伯謙親自帶出的博士生、碩士生有上百人，經(jīng)他授課的考古系學生有上千人。從事考古50多年來，作為曾經(jīng)的系主任，他對北京大學考古系（今考古文博學院）學科建設的貢獻有目共睹。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年已80歲的李伯謙，仍然活躍在考古戰(zhàn)線上。2016年5月21日，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在鄭州召開，作為中方考古人的唯一代表，李伯謙在開幕式上做了精彩發(fā)言。

2016年10月，講述李伯謙考古生涯的書《讀寫生命大地——致20世紀知名科學家李伯謙》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書中不僅描述了李伯謙對考古事業(yè)的熱愛，也講述了他對自己老師的敬愛、對同班同學的友愛、對學生弟子的關愛。值得一提的是，本書還有100幅珍貴照片，不但有郭沫若、石璋如、賈蘭坡、蘇秉琦、張政烺、安志敏、呂遵諤、鄒衡、徐蘋芳、俞偉超、宿白、高明、嚴文明等老一輩考古學家，還有許多中青年學者的英姿；不但有張光直、饒宗頤、許倬云等大師的身影，還有飯島武次、羅泰、韋陀等國際知名考古學家。可以說，這些照片記錄了幾代考古人的風采。

李伯謙這一輩子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考古。從最初只是為了游山玩水，到真正認識考古，熱愛考古，并且將其視為畢生的事業(yè)，他以自己的實踐詮釋了什么叫作考古人生。

考古是一個寂寞的行業(yè)，事實上，寂寞的行業(yè)又何止考古這一家？在當今社會，面對繁華和喧囂，面對浮躁和急功近利，我們怎樣才能不忘初心，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執(zhí)著于自己的科研事業(yè)？老一輩考古工作者早已給出了最好的答案。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fā)唱黃雞。”2017年是李伯謙先生八十華誕，衷心祝愿我們可親可敬的李老師，為考古事業(yè)健康工作，享受考古帶給他的越來越多的快樂！

鄭彤，編審，1998年北京大學考古系夏商周考古專業(yè)碩士畢業(yè)，1998年—2013年在文物出版社《文物》編輯部從事編輯工作，2013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歷史與考古出版中心從事編輯工作。本文部分內容參考了《讀寫生命大地》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