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春節假期已過，不少外出務工的青年們卻還留在家鄉，在一些勞務輸出大省的農村地區，此時正是相親和結婚高峰期。結婚，原本是一件喜事，而水漲船高的彩禮卻成了不少家庭幸福的攔路虎。比如，如果提到“一動不動”這個詞，你怎么也不會想到它指的是汽車和樓房吧。

沒錯，這在安徽某地就是車和房子的代稱，“一動”指的是車，“不動”指的是不動產，房子——這也是當地結婚的“標配”。記者走訪安徽、河南等地發現，不少當地農村青年辦婚事，結婚費用居高不下，動輒幾十萬的天價花費成為農村家庭的沉重負擔，部分農民直呼“娶不起”，有的家庭甚至“因婚致貧”。

走進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區新安鎮西橋村，70歲的石德芳這個春節過得有些糟心，原本孫子要定親讓她激動不已，可是知道女方要的彩禮數額后，她再也高興不起來。原來，親家提出要按當地“風俗”要“一動不動”，也就是汽車和樓房。“汽車要10萬塊以上的，房子要在六安城里買，要學區房，要一百平以上的。”

彩禮方面，當地除了流行“一動不動”，還有“萬紫千紅”、“萬里挑一”、“六六大順”。所謂“萬紫千紅”，就是一萬張紫色五塊錢，一千張紅色的一百塊錢；“萬里挑一”是一萬張五十元中間放一張一百塊錢；“六六大順”是用秤稱六斤六兩一百塊錢。

石德芳說，這些好聽的字眼用在結婚彩禮上，讓普通農村家庭喘不過氣來。“我家去年剛蓋的新房子，三層，都裝潢好了，地板磚、衛生間、廚房、上網的都齊了，就是想給孩子結婚用的。但現在基本用不上了，要到城里買房，我們蓋房子還欠了五萬多塊錢。”

聽完這位要迎娶孫媳婦的奶奶吐槽，新媳婦小劉的母親告訴記者，他們之所以要這些彩禮，不是要訛詐親家，而是希望孩子未來的小家可以有基本的物質基礎。

小劉媽媽說：“錢也好，房子也好，車子也好，我們老兩口不要，我們就一個孩子，想他們能過的好，不然人家都過的好，我們孩子們過的不如人，我們看到也不忍心。”

河南宜陽縣的小周是九零后，從大年初六開始他被家人安排相親。提到彩禮的話題，小周說，身邊同齡人都有點“恐婚”了，因為結婚實在“太貴”。“起步就是三萬，有時甚至要六萬六、八萬八，十萬塊錢不知道夠不夠。很多人都說，現在女孩比論斤賣都貴，甚至出現特別偏執的現象，就是誰能給得起彩禮就把女兒嫁給誰，還要求有房有車。”

近年來，隨著農民的“錢袋子”越來越鼓，結婚相互攀比、鋪張浪費之風在一些農村地區也愈演愈烈。河南省欒川縣的倪先生說，與城市不同，農村十里八村都沾親帶故，紅白喜事兒多的月份，不僅人人自危，更是鋪張浪費嚴重。由于沉重的彩禮壓力，即使家有百萬還是會因“結婚返貧”。

倪先生告訴記者：“一個親戚家手里有一百萬存款，這在農村不得了，但他現在遇到難題。倆孩子都找對象，對方要求必須在縣城有房，算下來一百萬剛好夠倆孩子買毛坯房，還不敢買太大。拾掇完后，一百萬基本上花完，孩子結婚都沒錢。”

在我國，彩禮之俗由來已久。結婚時，男方給予女方一定的聘金、聘禮，一方面表明自己的誠意和決心，另一方面也達成了某種形式上的契約關系。而如今，這一延續幾千年的傳統婚嫁風俗卻越來越往一條畸形化之路上發展，攀比、鋪張、炫富、浪費等諸多不良風氣也接踵而至。

山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忠武表示，農村高價結婚彩禮以及婚喪大操大辦，不僅是社會風氣問題，而且是影響農村社會總體穩定、阻礙農民徹底脫貧致富的重大問題。大量存在的農村離婚糾紛、民間借貸糾紛，始作俑者多為高價彩禮、大操大辦。另外，被婚禮嚴重透支的家庭經濟讓父母重新返貧，導致其在年邁體衰的境況下病無可醫、老無所養。

公共管理學專家丁兆林認為，現在把彩禮重新拿出來，說明經濟價值又體現出來了，男女平等的理念還沒有得到真正的認可。當錢財在婚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時，人的位置在下降。如果社會保障真正完善，彩禮不具有真正的價值，人們在婚姻中更看重象征意義的東西，比如婚戒等。

要想遏制部分農民“因婚致貧”“隨禮返貧”，還需要引導農民移風易俗，潛移默化地轉變思想意識，通過倡導新事新辦、健康婚禮、文明婚禮，逐漸使新的婚姻風尚成為農村婚俗的主流。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叢虎提到，有的村莊由村委會下屬或者村民自發成立了自治組織“紅白理事會”，對規范農村彩禮起到了積極作用。

王叢虎建議，發揮民間組織的作用。有的地方通過官方紀委紀檢監察，效果并不明顯，因為紀委針對公職人員和黨員。但紅白理事會關系的是所有村民，是民主選出的百姓認可的，可以對每家的紅白事了解干預，農村有這些組織的，比沒有的在彩禮方面要更規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