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有兩大理論來源，其一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即以　《資本論》　為代表的經濟學，它是我們構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思想來源。其二是其他各種新興政治經濟學，國外稱之為異端經濟學。

最近一段時間，在跟大家匯報我的個人思想的時候，我經常喜歡用一個比喻，即經濟學像是一幢三層樓的建筑，這三層樓代表了從抽象到具體的分析的不同層次。第一層樓是純理論的研究，這些理論涵蓋了在中國高校中有較大影響力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范式，以及像演化經濟學、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等影響力相對較小的范式。在西方，新古典經濟學以外的理論范式往往又被統稱為異端經濟學，對應于正統的新古典經濟學。我則愿意采用另一個稱謂，把所謂異端經濟學統稱作新興政治經濟學，其理由后文還會談及。經濟學的第二層樓是歷史制度分析，包括對中國模式和中國發展道路的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主要貢獻集中于此。第三層樓則是政策研究，例如適度從寬的貨幣政策之類的研究。

在我看來，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建立，這個問題也可以運用三層樓的隱喻來加以考察。首先，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明確自己的理論來源，或范式的基礎，就必須在第一層樓里進行選擇，是選擇新古典經濟學？　還是選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是否還要考慮選擇一些異端經濟學的理論？等等。進行這種選擇就提出了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源問題。列寧曾提出馬克思主義有三大來源和三大組成部分。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在類似的意義上面臨其理論來源的問題。在我看來，它有兩個來源，其一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即以《資本論》　為代表的經濟學，它是我們構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思想來源。其二是其他各種新興政治經濟學，國外稱之為異端經濟學。

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長處，是它提供了有關市場經濟的“病理學分析”，即對它的內在矛盾的分析。在經濟思想史上，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分析是迄今為止所有理論中最為深刻的，凱恩斯也受到這一分析的影響。馬克思自然對這一理論做了主要貢獻，但后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乃至其他異端經濟學家對于這一理論也有重要的補充和發展。我想在此采用一個簡要的表述，來概括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病理學”分析，即將其概括為有關三種市場及其內在矛盾的理論。

第一個是普通產品的市場，馬克思用由兩大部類構成的再生產表式概括地表達了這一市場。在這個市場上，存在著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的矛盾。這個觀點經過卡萊茨基的中介，為凱恩斯所采納，后者采用另一套話語對這個矛盾做了新的表達，即將其表達為產品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然而，和馬克思不同，凱恩斯不僅要做病理學診斷，而且要給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開藥方。在　《通論》　的最后一章，凱恩斯系統地論證，在一個完全由私人主導投資權力的市場經濟中，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須由社會接管一部分投資權力。第二個市場是所謂“生產的條件”，或集體生產資料和集體消費資料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上，由于投資的結果缺乏可獨占性，收益的不確定性較高，如果由私人資本占主導的話，將會造成供給不足的矛盾。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奧康納，將此稱作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第三個市場是金融資產市場，這一市場的形成和發展與普通產品市場的矛盾相關。因為有效需求不足，資本出現過剩，所以資本會在金融資產市場上尋找投資機會。然而，投資于金融資產本身并不創造價值，如果所有人都想在這個市場牟利，那是不可能的。大資本的游戲秘密在于，利用制度性權力，在金融資產市場創造出大衛·哈維所說的階級-壟斷租金，以吸引玩家加入這個游戲，因此，泡沫的發展，是這個市場得以繁榮的內生性條件。現代資本主義，尤其是美國資本主義，在1980年代后尤其依賴于這一市場的發展，后者往往被稱作金融化，它的出現以及由此帶來的金融危機的頻仍，是市場經濟的第三重矛盾。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明斯基對第三個矛盾也有很深入的分析，他的分析可以與哈維等人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相結合。

如果我們和新古典經濟學相比較的話，就會發現新古典經濟學對上述這些矛盾是在不同程度上回避的。在新古典經濟學看來，市場經濟是內在地協調而穩定的。新古典經濟學完全忽略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是一個具有純粹辯護論性質的理論。從這個角度來講，新古典經濟學盡管是最為流行的當代經濟學理論，但它顯然不能成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來源。與新古典經濟學相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深刻地剖析了市場經濟的結構性矛盾，認為從無數人分散決策出發會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甚至導致經濟的崩潰。

當代新興政治經濟學

在構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時，還有沒有其他經濟學范式可供借鑒呢？　這里就要談到當代新興政治經濟學，如演化經濟學、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斯拉法主義經濟學等等。在我看來，以演化經濟學、后凱恩斯經濟學等不同理論為代表的當代新興政治經濟學，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第二大理論來源。當代新興政治經濟學也可以稱為當代古典經濟學。古典和庸俗之分是馬克思當年的一個分法，馬克思向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　(配第、斯密、李嘉圖、西斯蒙第等等)　學習，從他們那里吸取了營養，形成了自己的理論。正是在此意義上，列寧將古典經濟學列入馬克思主義的三大來源之一。馬克思認為，18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喪鐘敲響了，從此以后就是庸俗經濟學當道。這個判斷對于19世紀中葉的形勢而言是正確的，但不能教條地運用到今天。我們今天其實和馬克思當年一樣，既面臨著當代西方庸俗經濟學，也面臨著當代西方古典經濟學，后者是應該學習和借鑒的。因此，籠統地將“西方”經濟理論排斥在外，是不正確的，在策略上也是愚蠢的。那么，誰是當代古典經濟學家的主要代表呢？　這里我想提到諾獎得主、美國學者斯蒂格利茨，他在蘇東巨變后曾寫了本書叫　《社會主義向何處去？》，對新古典經濟學進行了猛烈批判。他在書中提出了不少振聾發聵的觀點，例如，他指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并不是一個關于經濟市場的理論，而是關于計劃經濟的理論；他還提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模型，所謂阿羅-德布魯模型，是從根本上排斥創新的，且不可能經過任何修改引入創新。斯蒂格利茨不僅批判新古典經濟學，還經常批判“華盛頓共識”。這樣的經濟學家，理所當然屬于當代西方古典經濟學的行列，他們的理論是我們構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來源之一。

正如上文提到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病理學分析揭示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當代西方古典經濟學或當代新興政治經濟學家對這種病理學分析有一個重大的補充，這體現在，他們一方面承認馬克思所揭示的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另一方面，和馬克思不同，他們認為這些內在的、導向非均衡的趨勢有可能被協調，而不是導致整個體系立刻被炸毀。在理論上，實現協調的途徑大體分為兩條：即通過創新來協調，以及通過制度來協調。強調創新的協調意義是熊彼特的貢獻，強調制度的協調意義是凱恩斯的貢獻。當代演化經濟學和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繼續推進了對相關問題的研究。除了這些研究外，我們還可以增添兩個人，即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和社會學家波蘭尼，他們也從各自角度研究了協調的問題。總之，當代西方新興政治經濟學和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樣，是我們構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兩大理論來源。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孟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