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多時間里，我國在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即“三去一降一補”方面取得一定成績，但總體來看，五大任務的完成進度與成效存在一定差異。以去杠桿為例，如何才能真正降低企業杠桿率且保持這一成果長期有效？圍繞這一話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銀監會特邀顧問、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提出多項建議。

2016年10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積極穩妥地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當中提到了幾條降低杠桿率的途徑。對此，楊凱生表示：“現在看來，似乎業界還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其中的債轉股、核銷債等話題上。要充分認識到，在當前不少企業債務高企、經營困難的情況下，對一些還有市場前景的企業實施一些包括債轉股在內的措施，確實是必要的。但這畢竟只是治標之計、應急之策，真正重要的是找到企業、特別是國企長期以來杠桿率、負債率高的根本原因，從而采取更具針對性的有效措施。”

據楊凱生介紹，我國企業杠桿率過高，是有歷史原因的。其中，既有我們長期以來習慣用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所積累下的矛盾，也有我國投融資體制一直不盡合理所造成的問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企固定資產投資所需要的資金都是來自財政撥款。同時，國家還對企業核定經常性生產經營所需要的流動資金進行定額，定額內的資金也由財政撥付。只有一部分季節性、臨時性、補充性的差額資金由銀行貸款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杠桿率高、負債率高的情況一般不會存在。但由于這種模式是國家基本統包了企業的資金需要，企業使用國家撥付的固定資產投資資金或者流動資金，經營責任不能很好地落實，必然會影響資金的使用效率?！?/p>

而在改革開放后，針對原有這種運行機制的弊端，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推出了幾項重要的改革措施，也就是撥改貸，將企業基建、周轉所需要的資金由政府財政撥款全部改為銀行貸款；楊凱生表示，這些改革的初衷顯然是為了增加企業的經營責任，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并逐步將企業和銀行打造成真正自主經營的市場主體?！皯撜f，這些改革取得了成果。但由于相應的配套機制不夠完善，這些做法也使得國企經常性的資本金補充來源渠道變窄，盡管政策一直督促企業應建立自有資本金補充制度，也曾經規定有關項目的建設必須使用一定比例的自籌資金、銀行才能貸款，但這些要求在實踐中往往讓步于發展的需要，落實得并不夠理想。因此銀行貸款成了企業生產經營、發展擴大的最主要的資金來源。這就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企業需要的資金越來越多，杠桿率、負債率也不斷增大；二是銀行貸款資本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楊凱生稱。

當前，治理國企強調要以管資本為主，楊凱生對此表示，這是十分正確的方向，但如果認為管資本主要就是提高資本回報、維護資本安全、實現資本保值增值，還是不夠的，以管資本為主來管理國企還應包括一個內容，即國企出資人、監管人有責任和義務維護國企資產負債率的穩定。“去年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次會議上傳遞出幾點需要我們重視的精神，一是強調建立完善國企出資人的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二是規范和加強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管理；三是建立企業資產負債約束機制。如果無法認真落實這些要求，那所謂的去杠桿的手段只能是一時見效，用不了多長時間，企業杠桿率還會回升。”

楊凱生由此建議，國企出資部門以及行使國有資本管理的部門，應對所管理的企業分行業、規模，確定其資產負債率的標準，而且應明確這個標準不僅是對企業經營管理人的約束要求，也應成為對國有資本管理者的重要要求，“降低國企杠桿率應與國企改革、國有資本結構調整結合起來，從這個角度看，降杠桿對國企改革有倒逼作用，應通過降杠桿收到一石幾鳥的改革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