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遼寧在繼上海、湖北探索高校合并重組方案之后，醞釀三年內調減15所高校。這一以“減”為特征的調整，釋放出一個信號，即我國高等教育在經過一個快速發展階段后，將迎來一次大洗牌——2800多所高校將面臨不同的命運：有些高校會借機做大，有些高校則會日漸蕭條乃至關門倒閉。這些省市謀劃的高校合并重組，只不過是這一即將上演的改革大戲的序曲。

為何一個地區高校的調減會讓人聯想到高校大洗牌？因為形勢逼人。

最為突出的形勢是，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以遠超預期的速度增長，在接下來的一兩年內即將跨過50%的門檻，我們將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這意味著只要你愿意，上大學將變成一件更輕松隨意的事。但這也預示著，今后的用人單位將更傾向于從最有名望、最能給自己輸送合格人才的大學里選人，而高校也將在越來越多習慣用腳投票的學生們的重壓之下，更加追求自身的社會口碑以及在大學排行榜上的地位，而這又將在高等教育競逐市場中，不可避免地出現適者生存的“達爾文法則”。

另一方面，我國18歲以下人口數量下降以及出國留學低齡化，遲早會帶來國內高校報名人數的下降。據多家調查機構提供的數據，不少高校早在六七年前就已面臨招生計劃完不成的窘境。這種始料未及的“生源荒”，已由高職高專向本科院校蔓延。與此同時，在國家“兩個一流”建設的帶動下，一些高起點、高占位的地校合作、中外合作以及民辦院校（如西湖高等研究院）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以滿足受眾越來越“苛刻”的質量要求。處在這種多向夾擊的態勢下，即便是那些傳統名校，也不敢坐等優質生源的到來，至于那些辦學質量不高、辦學條件差、辦學特色不鮮明的高校，它們在十年或五年后能否存活下去，就得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當然，還有一個關鍵，就是“錢”。2015年，美國一所建校100多年的知名文理學院由于財務問題而被迫宣布“閉校”，成為驚動當年美國社會的一大新聞事件。那么，大都有公共財政兜底的我國高校，是否可以高枕無憂呢？國家“L型”的經濟發展態勢以及減稅政策，決定著高校今后獲得以往那種持續大幅增長的財政資金的難度加大。日前一些地方推動的高等教育社會化改革，如教師社會保險改由學校自籌等等，就是在地方政府錢袋子趨緊的情況下，開始向高校稀釋財務責任的一個舉措。即便是政府不差錢，在現有的考核標準下，資源也只會向符合質量要求或有著高質量預期的院校流動。這也就是說，“錢”的問題成為埋在高校行進途中的一顆“不定時炸彈”。這對那些面臨競爭壓力而不得不持續增加辦學投入的高校來講，更是如此。

以上所述，無疑是即將到來的挑戰。作為地方政府，能夠像遼寧那樣，以頂層設計提前布局，不失為一種未雨綢繆的好做法。而對高校來講，則必須有一種改革的緊迫感和舍我其誰的擔當，找準定位，提升質量，凝練特色，走辦學資金籌集多元化的道路，否則必將把學校帶入危險的境地。

（羅志敏，作者系云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