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凌晨3點，豆瓣網出現了紀念伯格的只言片語。與他關系密切的《衛報》先在Twitter上推了一條舊文，近兩小時后正式發布了訃告。

消息逐漸在互聯網上擴散。轉天，英國工黨領袖杰雷米·科賓在推特上寫道：“約翰·伯格改變了我們觀看世界與彼此的方式。他擁護社會主義，也擁護對所有人都更友善、更慷慨的生活。”

對伯格的眾多緬懷文字中，前一句可能最為常見，這是就他影響廣泛的藝術批評《觀看之道》而言；后一句則是對他政治態度的概括，也大體不錯。伯格多才多藝，畫畫，寫小說、詩歌、隨筆、戲劇、藝術批評，以及眾多難以歸類的文字。

伯格早早就選擇了遠離塵囂的生活。從1962年起，他離開倫敦，前往阿爾卑斯山區的法國小村昆西定居，一下待了40多年。這些年里，最強大的大眾傳播媒介由電視轉為互聯網，但他的影響不曾消亡。

“文學惡棍”

1972年，憑實驗小說《G。》，伯格成為第四位布克獎得主。布克獎獎金當時是5000英鎊，相當豐厚。《G。》的故事背景為1898年的歐洲，主人公G是個意大利花花公子，經歷一番不幸遭遇后，逐漸對政治產生了興趣。

在頒獎典禮的致辭里，伯格抨擊了布克獎的贊助者，食品貿易巨頭布克·麥康奈爾公司。他說，這家公司的財富積累，得益于130多年的加勒比海貿易，而“加勒比如今的貧困，就是這種或類似剝削的直接結果”。

有意思的是，上一位布克獎得主——已經展露文學才華的奈保爾，祖上就是加勒比海地區的契約勞工。

伯格公開宣布，要將一半獎金捐給“黑豹黨”，并將這個激進黑人民權組織引為同路人。一位黑豹黨成員與他一起出席了典禮，一直提醒他，千萬“保持冷靜”。終于，一系列出格舉動引得輿論大嘩，給伯格帶來了“文學惡棍”名號，倒也讓布克獎獲得了全社會的關注。

同一年，伯格的電視系列片《觀看之道》在BBC播出，與同名書籍一道，成為藝術批評的經典之作。《觀看之道》幾乎是他影響最廣的作品。人們不斷稱頌它改變了人們對待藝術的方式。

另一半獎金，伯格用于關于歐洲勞工的作品研究。1975年，他出版了《第七個人：歐洲農業季節工人》一書。

最后的時光，伯格與烏克蘭裔作家、藝術家內拉·別爾斯基（NellaBielski）住在巴黎的衛星城安東尼。別爾斯基1930年代生于蘇聯，與伯格是老朋友，她的很多戲劇都由伯格譯成英文。

“講故事的人”

1926年11月5日，約翰·伯格出生在倫敦的中產家庭。他父親是奧匈帝國移民，一戰中擔任陸軍軍官。二戰末期，伯格也參了軍，被派去北愛爾蘭，要安全得多。身邊的新兵們，使他頭一次體會勞動階級的生活。他的一大工作，是幫他們給親人甚至女朋友寫信。

伯格博學，但從沒上大學。1946年離開軍隊后，他進入切爾西藝術學校學習，不久以畫家身份出道。他教了幾年繪畫，開始為《新政治家》雜志寫評論，觀點犀利，富有感染力。他對世界太感興趣了，關注領域越來越寬廣，寫作實踐也日趨多元。為了寫作，他的畫家生涯結束了。

1958年，伯格出版了第一部小說《我們時代的畫家》，主人公是虛構的匈牙利流亡畫家雅諾什·萊文。小說里，雅諾什失蹤，而他的日記被藝術評論家朋友約翰發現了。伯格太熟悉畫家生活了，又關心政治，故事寫得栩栩如生，讓讀者把這本書當成了非虛構作品。一個月后，在反共產主義組織“文化自由大會”的壓力之下，出版商回收了這本小說。

伯格后面的兩部小說，都描繪了英國城市生活的疏離和陰郁。因為厭惡英國的生活，他于1962年移居去了法國。后來一段時間，他做了關于畢加索和移居蘇聯藝術家涅茲韋斯特尼的研究，在1970年代又與瑞典導演阿蘭·坦納合作了幾部電影。

2005年，將近80歲時，伯格出版了富有詩意的自傳體小說《我們在此相遇》。書中，“約翰”在不同地方遇見了故人，譬如去世已久的母親和自己的往昔好友。

蒂爾達·斯溫頓：小34歲的孿生妹妹

再過十年，2016年，在伯格90歲生日之際，幾本與他有關的作品出版。紀錄片《昆西四季：約翰·伯格的四幅肖像》可能更引人矚目。以四季為界，影片劃分成四部分，他的老朋友，影星蒂爾達·斯溫頓執導了冬天那部分《聆聽之道》。

斯溫頓從沒看過《觀看之道》。在寄宿學校時，她讀到伯格對蓋恩斯伯格畫作《安德魯斯夫婦》的評論，激動得渾身顫抖。1988年，因為電影《與我玩耍》，她才與伯格相識。

當時，伯格名滿天下，是這部電影的編劇兼主演。斯溫頓加入了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四年，剛演出自己的頭一部電影——德里克·賈曼導演的藝術家傳記片《卡拉瓦喬》。伯格和斯溫頓發現，他們竟然同天出生。雖然相差34歲，斯溫頓喜歡把倆人的關系形容為“孿生”。

2010年，受伯格的小說《從I到J》啟發，西班牙導演庫伊賽特創作了裝置藝術《從a到x》，請佩內洛普·科魯茲、莫妮卡·貝魯奇等影星閱讀書中的信件。蒂爾達·斯溫頓參與其間，閱讀的信件與士兵戰死有關。她與伯格的父親，分別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服役。

這對忘年交幾番合作，《昆西四季》是最近和最后的一次。斯溫頓和學者麥凱布一同構思了這部紀錄片。

在秋天部分《收獲》中，斯溫頓的兩個孩子也來到村莊，向老爺爺學習制作蠟燭，一起騎摩托車。伯格和斯溫頓還聊起了他們的父輩。伯格的父親，可是希望兒子成為醫生、律師、英國紳士。為了保護兒子，甚至沒收了他的《尤利西斯》，把它和另外五本書鎖了起來。

人世滄桑，正應和著四季枯榮。

“我有時會想，也許我倆曾在前世邂逅，”伯格說，“當時我們約定，要在今生重逢。”

伯格繼續說：“我們都出生在11月5日，盡管不是同一年，不過無所謂，我倆共存的時空不講這個。”

“我們在這個時空的同一個‘車站’相遇了。”斯溫頓回答道。

“如果說我的故事講得還行，那是因為我善于傾聽。”80多歲的伯格在溫情脈脈的紀錄片里形容：“對我來說，講故事的人就像別人生活的搬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