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9日至11日，我受邀參加了“第二屆饒宗頤與華學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shù)館成立十周年慶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和饒公等分組拍集體照時，饒公回頭看了我一眼，說“你來了”。事隔13年，說明饒公還記得我呢！真令人感動。

作者（右）與饒宗頤

2006年，饒宗頤（一排左三）九十華誕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

香港大學饒宗頤教授是當代國學耆碩，德藝雙馨，飲譽海內(nèi)外。回憶在我一生師友的交游中，能得饒公一言的箴砭，依附于驥尾而展足，則是非常幸運的事情。

雖然，年輕時已聞知饒公大名，他的成名之作《楚辭地理考》，在上世紀70年代初就抄寫過一遍。但是，真正與饒公接觸、交流，則在本世紀初的一次學術(shù)研討會上。2000年5月25日至27日，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與北京大學中文系以“屈原與《楚辭》”為選題，雙方展開學術(shù)交流與研討，地點設(shè)在中文大學的“祖堯堂”和中國文化研究所。其實與會的學者并不限于這兩所學校，內(nèi)地赴港的學者，除北大褚斌杰、盧永璘二位外，還有郭維森、張正明、何念龍、馬曉玲、李中華、潘嘯龍、崔富章、林家驪、趙逵夫、趙敏俐、姚小鷗、湯漳平、蔣方、周禾、徐志嘯、周建忠及我等17人，加上領(lǐng)隊的褚先生，戲稱中國屈原學會的“十八君子”。18人中，除徐志嘯外，都是首次踏上香港地界，真有點像農(nóng)民工首次進城一樣，感到無比新鮮、興奮。而香港方面則囊括了港澳臺三地所有研究屈原與《楚辭》的學者，人數(shù)則更多了。

既然稱是雙方對等交流，實際上并不對等。開幕式主席臺上是清一色港澳臺的學者，饒公也在臺上，而作為內(nèi)地北大一方的代表、“十八君子”的領(lǐng)隊褚先生則坐在臺下。大會安排五人作主題發(fā)言，除褚先生外，其他也都是港澳臺學者代表。首位發(fā)言的是當時中大講座教授吳宏一先生，他上來就指名道姓，直斥在座的內(nèi)地二位學者，說在著錄港臺地區(qū)的《楚辭》文獻的錯誤，且一點不給情面，與會的內(nèi)地學者仿佛感到挨了一記悶棍。吳先生說的那些問題確是“錯誤”，但是這些“錯誤”在客觀上是由于兩岸阻隔造成的。聽完他的報告后，內(nèi)地學者感到突然，有點氣憤，當然也包括我自己。接著是饒公作報告，題為《重讀〈離騷〉——談〈離騷〉中的關(guān)鍵字“靈”》，一篇不到3000字的短文，把“靈”字說得非常透徹，幾無余蘊，居然兩處正面引用了我的一篇發(fā)表在《文獻》上的論文，且對我的考證加以肯定。內(nèi)地學者又無不感到意外。坐在我旁邊的何念龍先生悄悄問：“老兄與饒先生認識？”我說：“沒見過他。”大會發(fā)言后，大約有15分鐘的休息時間。此時饒公從臺上下來，只見他鶴發(fā)童顏，精神矍鑠，著一身深藍色西裝，系結(jié)花領(lǐng)帶，緩步來到了“祖堯堂”這幢樓的門口。我趕忙迎了上去，自報家門：“在下是黃靈庚，感謝饒公的表揚、提攜。”饒公笑著說：“這么年輕啊！”緊緊地握著我的手，一字一頓地說：“剛才吳宏一說的那些話，對內(nèi)地學者是不禮貌的，也不公平。”我聽后一怔，忙說“感謝感謝”。在旁的趙逵夫先生立刻掏出相機，為我和饒先生拍下了兩張珍貴的照片。之后，饒先生又詢問我的一些情況，便獨自匆匆離開，說“下面的會不參加了”。也許已是84歲高齡的老人，不便再參加分會場的討論、交流。我便把饒公剛才說的話轉(zhuǎn)告內(nèi)地學者，大家都覺得還是饒公有水平，憋在心里頭的無名冤氣也平復了一些。當日下午，中國文化研究所秘書沈志華女士又轉(zhuǎn)告了饒公剛才說的意思，并向內(nèi)地學者致以問候。

但是，往后經(jīng)過多次學術(shù)交流、接觸，我們也慢慢了解、熟悉吳先生為人和個性。他不僅眼界高，水平也高，惟學術(shù)至上，容不下任何沙子。他在各種學術(shù)研討會上的發(fā)言，總是那么咄咄逼人。這也是他所特有的風格，絕無惡意。有趣的是，宏一先生后來似乎也很看重我，我們成了好朋友，至今還有一些來往呢。

香港回來后，正好有一部《楚辭異文辯證》的書稿，已進入了一校程序。中州古籍出版社的責編趙智海先生建議我請一名家作序。我便斗膽給饒公去信，并附部分校樣的復印資料，請求饒公為這部著作撰寫序文。當時，我是抱著僥幸的心理試一試，最終能不能得到饒公序文，心底沒有把握。令我感動的是，大約信發(fā)出兩星期后，饒公便讓其助手鄭會欣博士給我電話回復，說序文已寫好，要我提供傳真電話號碼。那時，我們通訊還比較落后，整個學校也只有學校辦公室有一臺傳真電話。我與鄭博士約好了一個時間，守候在傳真電話旁，饒公的序文手跡終于傳過來了。翻閱饒公《二十世紀學術(shù)文集》（中國人民大學2009年版），煌煌二十大冊，都一千數(shù)百萬言，而為他人著作所撰序文少之又少，粗略統(tǒng)計，只十余篇而已，可見饒公為人作序，慎之又慎，不輕易出手，而拙著的序文又在十余篇之列，真是太幸運、太珍貴了。饒公的序文，非徒為應(yīng)酬文字，句句著實，是非分明，該褒該貶，一點不含糊。他既肯定拙著“用心勤劬，業(yè)績昭著”，但是對于拙著“重床疊屋”而不加抉擇的做法提出了批評，指出《楚辭》文獻研究，宜“為纂義疏，先為長編，平停眾說。以出土之文物，理舊聞之當否”，并鼓勵說：“絕學未稀，大業(yè)在望，君其亦有意乎？”饒公說得太在理了，且擊中了我的短板。后來，我先后撰寫、出版了的《楚辭章句疏證》、《楚辭與簡帛文獻》等著作，正是在饒公的啟導、鼓勵下完成的，真可謂是一言之賜，終身受用無窮。

再以后，香港凡是與饒公相關(guān)的學術(shù)活動，我必然受到邀請，也必然赴港與會。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我又一次受邀赴港，參加了饒公九十華誕的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這真是一次空前的學術(shù)盛會，與會的學者來自世界各地，達240余人，這等宏大的場面，平生也是第一次經(jīng)歷。饒公真是“威風八面”啊，他的學術(shù)成就，受到了全世界學者的關(guān)注和贊揚。一位日本學者評價說，中國學術(shù)“前半段是王觀堂（指王國維），后半段是饒選堂”（選堂是饒公的號）。話雖說得有點過頭，但是在當下學術(shù)界，確實無人可與饒公匹敵。我被分配在“簡帛組”參加學術(shù)研討活動，還與饒公一起留了影，坐在饒公身邊。遺憾的是，因為人太多，沒有機會單獨向饒公請益。但是，此時的饒公已經(jīng)坐上了輪椅，行動不甚方便了。2007年12月，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80周年的紀念日，我受邀參加學術(shù)研究，帶上了中華書局剛出版的五大冊《楚辭章句疏證》，想面呈饒公，求其指正。然則饒公年事已高，僅在開幕式上象征性地露了一下面，沒有機會呈上。我更不便打擾，只好托付其秘書鄭煒明博士轉(zhuǎn)交。不久，鄭博士及時轉(zhuǎn)告了饒公謝意。2013年12月9日至11日，我受邀參加了“第二屆饒宗頤與華學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shù)館成立十周年慶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和饒公等分組拍集體照時，饒公回頭看了我一眼，說“你來了”。事隔13年，說明饒公還記得我呢！真令人感動。2015年12月，香港大學隆重舉辦國際研討會慶祝饒公百歲華誕。我接到邀請信函，即提交了論文，準備與會，連機票都預訂好了。不幸家母突然去世，最終沒有成行。我衷心遙祝饒公健康長壽，相信以后還會有機會再度赴港去拜見他。因為像饒公這樣的大師，是當代中國學術(shù)文化標志性的人物，不光是港大的瑰寶，更是中國的瑰寶，世界的瑰寶。饒公德劭望高，“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而參與活動的各方人士，都是學有所專的學者，環(huán)繞于饒公周圍。通過學術(shù)交流、研討，從中學到了許多原先不知的知識，受益多多，每次機會都不應(yīng)該錯過。何況我是親受過饒公指點迷津，故無時不神之往之。每憶及初次和饒公見面的情景，歷歷在目，而時間飛逝，瞬息之間，物是人非，當年一起赴港的“十八君子”已經(jīng)走了四位，而存者多已邁入古稀，則不禁感慨萬分，愈覺相逢之難得，交誼之寶貴，于是寫下了以上文字。

（作者系浙江師范大學教授、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