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偽鑒定是藝術史研究的基礎，是藝術品定價的核心，也是藝術金融發展的前提。參與藝術品真偽鑒定的主要有三個群體：以文獻研究為主導的學院派研究者，以博物館收藏和實物研究為主要任務的文博專家，還有活躍在拍場、交易市場的以眼力立足的行家。三個群體各有所長，相互補充。然而，不同的群體和個人由于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對于古物或古畫的真偽判定有時會出現分歧，在無法達到共識的情況下，爭論的焦點最終往往會落到話語權的爭奪上。

真偽鑒定到底誰說了算，一直是困擾業界的一個重要問題。不同群體間因為知識背景的不同，經驗積累的差異較大，因此難免會出現意見不一致的現象，并且在沒有重大學術突破的前提下，某些藝術品的真偽斷定問題確實很難解決。目前關于真偽鑒定，我們所急需解決的并非個別藝術品的真偽問題，而是對于真偽本身的認識，我們在討論真偽時究竟在討論什么？

藝術品的真偽可以分為三個層面：法律層面、文化層面以及絕對意義上的真偽，只有對這三個層面的真偽的涵蓋范圍有一個明確的認識，才能對真偽本身有一個清晰的理解。

絕對意義上的真偽

絕對意義上的真偽是一個哲學概念，真偽概念的形成與西方的哲學傳統有緊密的聯系。柏拉圖的二分論，將世界分成現實和真理的世界兩部分。人類生活在現實的世界中，而真理的世界存在于人類無法觸及的另一面。柏拉圖的這種哲學體系今天依然是西方主流哲學發展的重要基石，他的二分世界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絕對意義上的真偽。絕對的真偽只存在于真理的世界，人類無法超越自身而探知到絕對的真理。因此人類可以做的只是對真偽觀念的表達，我們日常所討論的真偽都是一種觀念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絕對的真偽。

文化層面的真偽

觀念上的真偽有兩個層面，分別是文化意義上的觀念表達和法律意義上的維系社會生活的真偽判定。文化意義上的真偽之爭時有發生，例如中國繪畫史上的關于美國大都會藏品董源的《溪岸圖》的真偽之爭。藝術史學家在這場真偽討論中分成兩大陣營，高居翰和古原弘申對《溪岸圖》的真實性持保留意見，而方聞為代表的另一陣營則堅持該作的真實性。雙方分別從圖示分析、風格分析、文獻研究等角度出發，展開了針對《溪岸圖》真偽的精彩討論，呈現了當時書畫研究的最高水準，但最終依然難分高下。這種文化意義上的真偽之爭是一種學術探討，推進了學科進步，也引發了人們對藝術史研究的深度思考，但不一定會有明確的結論。文化意義上的真偽討論，追求盡量接近絕對意義上的真偽，但并不一定是絕對的真理。

法律層面的真偽

法律層面的真偽則是一種實際操作層面的真偽判定，是司法機構所認可的對真偽的法律界定，這個層面的真偽界定與實際生活有直接聯系。由于這種真偽鑒定的目的是維系社會運行和經濟活動，因此與制度建設有密切的關系，所以不同國家和地區對這種真偽的界定可能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在法國，藝術家享有對自己作品真偽鑒定的絕對權力，如果一位藝術家認定某一件作品是偽作，法律即以藝術家本人的意見為準，無論事實是否如此。

在我國，法律并沒有認定藝術家對自身作品的鑒定權，因此對于藝術家作品的真偽鑒定權依然掌握在司法鑒定機構手中。例如1993年，吳冠中起訴朵云軒的案件就曾在國內引起關于藝術家鑒定權的爭議。上海朵云軒與香港永成公司在香港聯合主辦的拍賣會上，出現一幅署名吳冠中的偉人肖像畫，吳冠中獲悉后稱自己從未畫過此畫，要求撤拍。拍賣公司經鑒定后認為是真跡，堅持上拍，并以高價成交。吳冠中因此起訴朵云軒和永成公司。訴訟中，法院委托公安部有關部門對簽名進行筆跡鑒定，由于原作無法追回，鑒定部門依據拍賣圖錄上的圖片進行了鑒定，結論是簽名非吳冠中本人所寫。法院判決吳冠中勝訴。拍賣公司依然堅信畫作是真品，認為吳冠中只是出于自身原因不承認而已，而在非原作上做的鑒定結論效力可疑，非本人簽名并不能否認作品的真偽，因此拒不履行道歉的判決。該案發生在我國藝術品拍賣業興起之初，被稱為藝術品拍賣第一案，也是關于藝術家鑒定權的一個經典案例。

在我國，具有法律界定權的機構包括國家文物局管理下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地區性的文物鑒定站、以及司法機構指定的司法鑒定機構等。在出現司法意義上的真偽界定問題時，這些機構享有最終定義權，即話語權。與法律層面的真偽鑒定相對應的還有海關認可的進出口岸藝術品鑒定機構、金融機構指定的藝術品鑒評機構等。現實生活層面的真偽界定的目的是保證整體社會的正常運轉，經濟生活的正常運行，其最終目的與文化意義上的真偽討論不同，因此在很多問題上的處理也不盡相同。

當然現實生活中的真偽判定水準與文化意義上的真偽研究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兩者主體間有一定的重合，優秀的藝術史學家、文博研究院和眼力出色的行家也會被吸納到法律所認可的鑒定機構和鑒定體系中，兩者的發展應該是一種互相促進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