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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審美標準：一看胸、二看臉、三看屁股四看腿。”這話不是出自顏色小說，也不是選秀比賽，這雷人的話出自北外教授喬木。前幾天，他發文《男教授面試女生那些事》講出他在面試研究生時的選拔標準。

“看女性，男女有不同的標準，就是男性的喜好側重也不同。我的審美是一看胸、二看臉、三看屁股、四看腿。除了一進一出看到全貌外，一旦坐定，就主要是考察前兩項了。”

“有一次一個女生穿了件深V裝，不知是天熱還是緊張，嬌嗔帶喘，波濤胸涌的。考官也是人啊，我都不知道問了什么、她說了什么。”

一時語驚四座，激起網友憤怒和譴責。

在眾多網友的指責外，仍有不少聲音挺喬木。“他很真實，他說的就是事實。”“現實就是這樣。”指責喬木，并不是掩蓋性別歧視的現實，而是譴責他作為教授，當自己的性別偏見與手里的權力結合，導致權力濫用時竟毫無反思和悔意。政治正確并非我們構造起來用于麻痹自己和ta人的烏托邦，而是在性別偏見侵害到權益的時候，追責而能有據可依，讓歧視者有所忌憚。

@北外喬木《男教授面試女生那些事》一文，概念混淆，作為面試官極不專業，卻還洋洋自得“真性情”，很有典型性。

第一，“性別相貌”，本都不應該成為影響錄取的因素，可卻堂而皇之列出來，可見中國平權意識有多差。（在美讀書的都看過大學的《不歧視聲明》，這是基于1964年《民權法案》的第六條和第七條，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法律法令。接受聯邦財政資助的企事業單位都要遵從此規定，并可根據本單位的特點追加平等條款。）

第二，說到性別，喬木說女性在數量和表現上都占“優勢”，可實際在“錄取”時，非但不對“男生進行面試就錄取，女生充分挑選殘酷淘汰”的性別歧視加以勸阻（隱隱栽在女教授同性相斥上，真假不知），還將其總結為“優勢”，這是故意在混淆概念了。身為女性，既然是能讓人落選的因素，談何“優勢”？因性別歧視而加諸在女性考生身上的巨大劣勢，如果根本不承認這是“劣勢”，而歪曲為“優勢”，就不可能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任何改變。

第三，“一看胸二看臉三看屁股四看腿”，作為個人兩性取向，僅僅是趣味淺薄，談不上原則性問題，但胸臉屁股腿與錄取無關，卻成為其“閱女無數”，津津樂道的談資，作為喜聞樂見的“男教授面試女生的因素”，供面試者學習，適應。而當他因為某位女生“波濤洶涌”而無法集中，“不知自己問了什么也不知對方答了什么”，居然頗以這種風流姿態自得，無視了因自己不專業導致考生無法得到公正評判的事實，不錄取后說了一聲“遺憾”，甚至不是“抱歉”，仿佛選妃想選美貌秀女，卻被嫉妒的妃子們阻攔的皇帝，只有說：“遺憾啊，來生有緣了，波霸小美女”。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幻覺，實是因為其手中畸形的權力，和性別歧視的文化共同生成的怪胎。

不受原則和政策限制的畸形的權力，和性別歧視文化，都是成因，也都是可以尋求改變的地方。

先說性別歧視文化：如果一位女考官，因為某個男考生“聲音太過洪亮，嗡嗡嗡聽得頭暈”，或者“身材太健壯，還有汗味，讓人分心”等原因，大嘆自己“也是個人啊”，“根本不記得問了他什么問題”，“不記得他回答了什么”，導致對方落選，一定會被公眾輿論一邊倒地斥為“不夠格”，“不配做考官”，甚至上升到“女人就是不配做考官，太花癡太情緒化”的地步，而男性這么說，卻容易收到“憐香惜玉真性情”的評價。這是性別歧視的文化的雙標：男性要的不是“做個人”的權利，而是“做個特權人”的權利。

性別歧視作為一種文化，批評的人很多，也是非常重要的女權議題。移風易俗，任重而道遠，需要全社會一起努力。性別歧視本身如果不加以批判和改變，有某種決定權的上位者，可以因為性別偏見而不錄女生，也可以為了剝削女性性資源而錄取女生，選擇前者時可以用后者撇清，反之亦然，甚至可以因為“你太美會讓別的同學分心所以不能錄取”來拒絕，解釋權都在權力本身，而沒有原則限制，當事人也不用為自己的歧視言論和行為付出任何代價。

而我想要補充的是，就像@老晴表妹所說，“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讓在公共領域發出不當言論并妨礙機構機會平等的這些人，付出實在代價，這種糟糕局面才有可能改變。”

如何限制畸形的權力？我要說到一個臭名昭著的詞“政治正確”。

“政治正確”，其實質是務實妥協的產物，完全不是普遍以為的“極左圣母”，而是相當保守的一種平權策略：和“實質正確”相比，你要“實質正確”，就免不了“誅心”，“審查”，“狠斗私字一閃念”，而“政治正確”，卻限定了對歧視進行追究的范圍，你可以自己想，也可以在私人生活中貫徹，但在工作場合，需要符合該單位的條款，不能有歧視的言行，也就阻止了此類想法的回蕩和正反饋。

舉個例子說明“政治正確”的重要性：你到學校考試/單位應聘，面試官是個性別歧視者，這你沒有洗腦超能力你就改變不了。如果學校有“政治正確”的反歧視政策，他仍！然！可！以！拒！收！你！但他不能公開在評估里這么寫，因為你胸大/胸小/太丑/太美/是女人不行/女人應該早嫁人所以不錄取是為你好，他必須絞盡腦汁找出其他合理的拒收理由，比如你專業課成績差，面試表現不佳等等，那么，這就給日后調查投訴調查提供了依據，比你專業課，面試表現更差的考生，是否被錄取了？如果被錄取，此人就會被追責，要求其作出合理解釋。同時，他也不能公開和其他性別歧視者一起發表此類偏見，否則也有被追責，被追問其職業能力的風險。如此，性別歧視的受害人范圍就被控制在最少，而且有據可依，可以投訴。而現在，性別歧視話語和行為大范圍震蕩，反饋，認同的群體把這當作金科玉律，要求面試者和求職者來適應，或者被迫出賣色相，或者在“女人就是不行”的偏見下無從反駁追究，這就是同樣有性別歧視文化，有“政治正確”和沒有“政治正確”的區別所在。

有人把這種限定當作對歧視者言論自由的侵犯，但喬木本人也曾在海外留學，他在海外時，私生活中歧視，受到美國言論自由的保護，你只有鄙視，無法奈何他，但他如果是大學的教職員工，就不能說這樣的話，也不敢說，說了會有巨大的麻煩，因為那并非言論自由，而是不職業，不倫理，是對單位利益的凌駕，改寫和侮辱，會丟工作，職業聲譽全毀。

最后，一個不成熟的想法是，除了在文化層面上要對性別歧視進行批評要限制畸形的權力，除了呼吁國家立法之外，還應呼吁企事業單位，尤其是公共教育機構，制定單位內部的反歧視政策，組成反歧視的高校聯盟或者協議，在機構內部“零容忍”，或許能分化出一部分比較進步的高校，因為學校選擇考生，考生也可以選擇學校，如果任由喬木這樣的教職員工隨意濫用其手中的權力，把個人趣味凌駕于機構利益之上，那么機構將面臨公關災難，聲譽受損，生源流失，長期積累崩垮的巨大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