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藝術全球化進程，隨著局部沖突的不斷升級，似乎出現了倒退的跡象。然而博物館和策展人們，卻沒有放棄對現代藝術史的修訂工作。近日，位于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宣布增加100余件拉丁美洲藝術品，以改變現有藏品的分布結構。同時，位于德國慕尼黑的藝術之家美術館（Haus der Kunst）的研究員們也發布了二戰后最重要的一份藝術評估報告。“我們已經習慣于通過美國和歐洲的鏡頭來觀看二戰后的藝術史，”藝術之家美術館館長奧克維·恩威佐（Okwui Enwezor）如此說道，“但新的趨勢已現端倪。”藝術之家的新展覽“戰后年代：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間的藝術1945—1965”，梳理了二戰后受地緣政治影響下的藝術史，比如非洲民族獨立斗爭和印巴分治這樣重要的歷史事件對藝術產生的影響。

一些最重要的博物館，例如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和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等，都在擴大它們的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作品收藏量。在這個過程中，它們也在修訂著已經被公認的現代藝術史。同時，策展人們也在重新審視著風起云涌的20世紀80—90年代，那個柏林墻倒塌、巴西和阿根廷獨裁政權崩潰和互聯網興起的年代。現今，博物館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資源和努力。一些富有的贊助人，如拉丁美洲藏家帕特麗夏·菲爾普斯·希斯內羅斯（Patricia Phelps de Cisneros），和致力于推廣非洲裔美國抽象藝術家的帕梅拉·喬伊娜（Pamela Joyner），也是這一過程中的重要推手。

2016年6月開放的英國泰特現代藝術館新館，正是現代藝術史重寫過程中的一股重要的力量。策展人不再依據時間段對藏品進行分類，而是按照地域或作品風格分類。比如卡爾·安德烈（Carl Andre）1971年創作的雕塑《磚塊》，就被放置在中國藝術家劉建華、巴基斯坦藝術家拉希德·阿雷恩（Rasheed Araeen）以及巴西藝術家雅克·雷納（Jac Leirner）的作品旁邊，并統一被貼上“極簡主義·結構”（Minimalism and Architecture）的標簽。

泰特現代藝術館館長弗朗西斯·莫里斯（Frances Morris）曾經表示，泰特現代藝術館無差別購入全球當代藝術家作品的決策，“已經開始并將持續下去”。隨著這種擴張的進行，策展人們也開始重新思考老一輩藝術家的作品。“我們開始意識到，如果我們反思藝術史，自然要反思它的全部。”莫里斯說。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相比于蓬皮杜或是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泰特現代藝術館對西歐和美國藝術家作品相對零碎的收藏，并不是它的劣勢。對立體主義和抽象表現主義作品收藏雖然單薄，但泰特現代藝術館對其他地區代表性藝術品的收藏卻較為全面。“通過包豪斯建立起的框架，我們強大的研究計劃連結起了日本、東歐和拉丁美洲藝術。”莫里斯解釋說。

泰特的策略是建立起一個在全球范圍內收購藝術品的網絡。按照莫里斯的構想，這一策略由三部分組成：和本地藏家們建立緊密的關系、利用各國策展人建立全球的策展人網絡以及同藝術家的親自會晤。

集體記憶的丟失

對于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來講，情況就不一樣了。現今的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在不斷地完善其以歐美藝術品為主體的收藏，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家博物館曾是現代藝術全球化的早期倡導者。在首任館長阿爾弗雷德·巴爾（Alfred Barr）的領導之下，“博物館藏品所涵蓋的地域和主題，比起以往美國那些陳詞濫調的藝術機構要廣泛得多。”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繪畫和雕塑部主任安·特姆金（Ann Temkin）如此說道。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曾經大量地從拉丁美洲、印度、波蘭或是日本購入藝術品。但它曾經的這種關注，當美國在二戰后獲得了全球霸主地位時便逐漸消退，用特姆金的話說，“失去的還有集體的記憶”。

近年來，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似乎在全球化的道路上重新走出了一步。通過對日本、東歐或是拉丁美洲藝術的深入研究，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恢復了其國際性的根源。就在2016年12月，博物館的一個重要的展覽——“革命性的沖擊：俄羅斯先鋒藝術的崛起”（A Revolutionary Impulse： the Rise of the Russian Avant-Garde），以超過300件作品的巨大規模，昭示了博物館在藝術全球化過程中的態度。

在這些展覽的背后，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已在其現當代藝術研究部門（Contemporary and Modern Art Perspectives）投入了巨大的資金，邀請了超過50位藝術史學家開展對亞洲、中東歐和拉丁美洲藝術的研究工作，這在博物館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博物館方面已經提供了資金和人員支持，讓我們有機會更加深刻地了解這些地區的藝術。”特姆金說。與泰特現代藝術館和古根海姆博物館不同，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沒有本國的策展人。特姆金表示：“我們希望來自不同地區的專家，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奠定博物館的學術架構和地位。”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專家團隊，是經年累月形成的。博物館和藝術史家、批評家，甚至收藏家的密切關系，也絕非是在一日之間建立起來的。例如路易斯·佩雷斯·奧拉馬斯（Luis Pérez Oramas）在過去的十年間一直擔任拉丁美洲藝術部的策展人。同他合作的資助人，同樣也是博物館多年來的合作伙伴：收藏家和藝術史學家艾絲特拉達·布羅茨基（Estrellita Brodsky）。但這樣的合作模式，顯然不是博物館單方的意愿。特姆金說：“藝術史中線性的敘事，或許讓前一輩的博物館人感到滿意，但這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們需要傾聽不同的聲音，那些來自世界各地藝術史學家們的聲音。”

地方博物館的情況

相比那些世界頂級的綜合性博物館，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博物館，同樣加入到重修藝術史的進程中來，但它們的情況又略有不同。

洛杉磯藝術博物館（LACMA）是當今美國西海岸最大的博物館之一，擁有大批優秀的亞洲、拉丁美洲和伊斯蘭地區的藝術藏品，同時也以擁有大批“邊緣化”的現代藝術品著稱。根據博物館館長邁克爾·戈萬（Michael Govan）的說法，是洛杉磯當地的觀眾推動了博物館藏品的多樣化。“在上世紀60—80年代，我們的博物館還只是一家洛杉磯本地的博物館，所做的展覽也是本地藝術家的，如羅伯特·埃爾文（Robert Irwin）和肯·普萊斯（Ken Price）。隨著洛杉磯移民人數的增加，人口結構的變化必然導致觀眾的喜好變得更加多元化，而我們也試圖跟上這種步伐。”

洛杉磯的移民眾多，其中拉丁美洲移民數量尤其龐大，為此洛杉磯藝術博物館為拉丁美洲和拉丁美洲藝術建立了完整的收藏和研究計劃。而現今博物館的重點則轉向了中國和韓國的當代藝術，因為加利福尼亞州擁有全美國最多的華裔和韓裔居民。在2019年，洛杉磯藝術博物館還將舉辦大型韓國書法展，以展示多年以來對韓國以及整個朝鮮半島2000年書法史的研究成果。

同樣在美國西海岸，在費舍爾收藏基金會（Fisher Colletion）的慷慨贊助之下，2016年5月重新開放的圣弗朗西斯科現代藝術博物館（SFMoMA）擁有最為知名的歐美現代藝術家的作品。而它現今的攝影作品收藏則透露出全球化的意味：正在展出的“戰后日本攝影展”，揭露了很多從前不為人所知的日本攝影師和相關的研究成果。

現代藝術史的重寫，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除了藝術史學家們的努力之外，觀眾們的反應也需要被考量。在倫敦、紐約或是洛杉磯這樣的城市里，觀眾們或許會比較容易接受全球化的現代藝術史，并重新思考藝術與人類的關系。然而，如今隨著英國退歐事件和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這一切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誰在收藏“舊邊界之外的藝術”

中東和伊斯蘭藝術

洛杉磯藝術博物館近來在中東和伊斯蘭現代藝術收藏上投入了相當的資金和努力。洛杉磯藝術博物館擁有較為完整的伊斯蘭歷史藝術收藏，包括金銀器、浮雕、馬賽克瓷磚、繪畫和書法作品，而他們近年來的收藏則包括了目前中東地區最炙手可熱的藝術家，如施林·奈沙（Shirin Neshat）、阿卜杜納賽爾·加勒姆（Abdulnasser Gharem）和約瑟夫·納比（Youssef Nabil）等人的作品。博物館也將在2018年舉行伊朗當代藝術的大型展覽。

東歐和俄羅斯藝術

英國泰特現代藝術館當前的展覽顯示了他們對東歐藝術家的興趣，包括波蘭女雕塑家馬格達萊納·阿巴卡諾維奇（Magdalena Abakanowicz）和羅馬尼亞女藝術家安娜·盧帕斯（Ana Lupas）。泰特現代藝術館近來的收藏重點還包括20世紀東歐的攝影藝術和莫斯科概念主義藝術。

此外在美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近來的研究重點則是激浪派藝術和俄羅斯當代藝術。

非裔美國人藝術

非裔美國藝術家們是當今藝術界中的一個突出的群體，無論是英國的泰特現代藝術館還是美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都在尋求同非裔藝術家們合作的新可能，其中薩姆·吉列姆（Sam Gilliam）、杰克·惠騰（Jack Whitten）和諾曼·劉易斯（Norman Lewis）等當今走紅的藝術家正是他們關注的熱點。其中，泰特現代藝術館策展人馬克·戈弗瑞（Mark Godfrey）計劃明年舉辦一場有關生于20世紀60和70年代非裔美國藝術家的重要展覽。

拉丁美洲藝術

除了中東和伊斯蘭現當代藝術之外，洛杉磯郡立藝術博物館近年的收藏焦點還包括墨西哥裔美國藝術家的作品，如著名的藝術團體Asco和勞拉·阿圭勒（Laura Aguilar）、魯本·奧喬亞（Ruben Ochoa）和馬里奧·伊巴拉（Mario Ybarra）等的作品。在蓋蒂基金會（Getty Foundation）的資助之下，“太平洋標準時間”（Pacific Standard Time）藝術計劃將于2017年在洛杉磯郡立藝術博物館開始實施。屆時拉丁美洲當代藝術將會引起更加廣泛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