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自媒體興起,一部電影公映后,各種評論就會蜂擁而至。比如,對吳天明導演最后一部作品《百鳥朝鳳》的評價,贊揚者稱“片中散發的自信、理想與尊嚴,令人高山仰止”;批評者則直言“簡單質樸不是藝術平庸的擋箭牌”。再比如,《擺渡人》上映,面對來自公眾號聲勢浩蕩、眾口一詞的批評之聲,監制王家衛以微博回應,又獲得了諸多電影人的轉發支持。在選擇觀看哪部電影時,有人迷信豆瓣、格瓦拉等社交軟件的評分體系,有人相信朋友圈里朋友的推薦,有人看院線哪個排片多看哪個……尤其是近日,在有關“影評公信力”的爭論不絕于耳之時,我們變得更加疑惑。面對如此多樣的途徑和選擇,究竟該相信誰?電影好不好看,到底誰說了算?

答案很簡單,當然是觀眾說了算。看完一部影片,觀眾根據自身的感受就可自主評價。然而,個體的觀影感受與個人趣味、觀影偏好和觀影經驗有關。而且,對電影藝術來說,好不好看,不是唯一的審美標準。

我們在什么意義上討論電影好不好看,比單純說電影好不好看更有價值。因為對任何一部影片的評價,都不能脫離電影本身的定位。我們經常提到的“藝術電影”“大眾電影/商業電影”“類型電影”,類似于飲食風格,不存在唯一的評判標準。大眾電影的傳播范圍和社會反響是最重要的;藝術電影著重表達電影的個性化和創新性;類型電影則是對電影所做的“制作工藝”和“傳播-接受選擇”的細分,如喜劇、恐怖片、動作片,一種類型側重營造和強調某一類觀影體驗。所以,從電影定位和傳播效果的角度討論電影是否好看,這個問題才有意義,而且就有了不以具體觀眾好惡為轉移、超乎個體感受的評價標準。大眾電影的評價指標包括觀眾數量、大眾滿意度、社會價值觀的統一性。如果一部影片比較小眾,不能滿足多數觀眾的心理需求,可以接受它的觀眾范圍狹窄,電影主題和內容與社會主流價值之間存在明顯分歧,即使它受到某些觀眾喜愛,仍然不能算是好看的大眾電影。藝術電影評價的指標,更偏重電影的個性、原創性、社會價值觀的差異性。如果不符合這些條件,即使有大量影迷擁躉,也不能稱其為好看的藝術電影。對類型電影的評價,重在考察其對類型體驗的開掘,能否讓觀眾感到過癮且新鮮的體驗非常重要。

由于普通觀眾評價的意見往往既感性,又帶有偶然性,因此,盡管個人感受對于觀眾來說是重要的、真實的,但并不可靠。于是,專業影評人應運而生,他們的職能是幫助產業和觀眾梳理出更為客觀且具有權威性的評價。專業影評人的評價是否構成一種絕對統一的標準呢?顯然不是。

影評立場、角度與內容,通常受刊發渠道的影響。行業報刊擔負溝通業內資訊和宣發功能,其影評更側重影片推廣;影迷雜志常刊登大量內幕和明星消息,觀眾視角的影評是其特色;主流媒體承擔輿論導向的功能,影評隱含著社會評論和美學評論;學術刊物無論是深入的文本解讀,還是社會思想和大眾文化評論,都有鮮明的研究取向。各類影評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刊載媒體本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立場的限制。因此,網絡出現之后,更為自由多樣的網友自發評論,顯示出突破局限的蓬勃生命力。不過,由于近年來網絡水軍泛濫,某些所謂專業評分網站上的打分也常遭人吐槽,其影評在觀眾中的公信力和影響力有所降低。

觀眾測評的出現,是電影傳播走向科學化和電影產業更趨成熟的標志。國際常見的觀眾測評方式有票房分析、小范圍試映、影迷來信分析、放映者意見評估等,貫穿電影制片、發行和放映的每一個環節,從創意、片名、情節、演員、觀影反應、廣告渠道等業務環節的測試與評估,到觀眾結構和偏好的調查,再到電影的影響分析,甚至包括影院營銷和語言翻譯的評價等。測評的科學性,將直接影響結果的準確性,比如對于觀眾樣本的選擇是否恰當等。每一種觀眾測評方式,都有有效性和局限性,并不能提供一種人們想象中的“神器”,而只是幫助我們更貼近觀眾的需求和心理。這也是電影業變幻莫測和富有魅力的地方。

對電影做蓋棺定論的判斷,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馬丁·斯科塞斯說:“各種著名的和蹩腳的影片同樣激發了我對電影的熱情……我發現許多不出名的電影,比當時廣受關注的影片更加有啟發性。我只能說哪些影片感動了我、吸引了我,我也無法做到客觀。”美國的“國家電影保護”項目,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1989年,美國國會圖書館開設一種特殊的電影保護行動,每年選出25部具有重要的文化、歷史和審美意義的影片作為“國家保護影片”。這個項目選擇標準有一條是必須公映至少十年以上。可見,我們對電影的認識和判斷,還需要時間的沉淀。

《光明日報》( 2017年01月18日 12版)

作者:李春(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電影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