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擔當、社會責任是中國教育的優良傳統，也是中國現代大學的教育基因與精神底色。中國古代的《學記》論述教育作用時指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大學》開篇就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種精神和情懷使得中國大學不同于西方的象牙塔。特別是中國近代大學誕生于民族危亡、國衰民弱之際，導致中國大學精神的發育和大學制度的形成有著與西方國家很不相同的情境和路徑。

柳林讀書 俞方平攝/光明圖片

岳麓書院一角 王運選攝/光明圖片

晚清以降，廢科舉、興學堂，中國近代大學得以形成和發展。大學是西方文明的產物，中國歷史上有類似的高等教育機構（如太學、國子監、書院），但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中國近代大學是學習西方的結果，與中國古代的高等教育并無本質的聯系與歷史的繼續，這誠如蔡元培所言：“乃直取歐洲大學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太學演化而成也”。但是，中國大學并不是簡單地移植西方大學，而是中國教育傳統與西方現代大學制度對話、抗爭、融合，并由此形成了新式中國大學教育。正如梅貽琦所言：“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制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國教育史固不見有形式相似之組織，就精神而言，則文明人類之經驗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大學的制度是學習西方的，但大學的精神卻與中國教育傳統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從大學的精神理念到人才培養、學校制度等無不滲透著中國傳統教育精神。

中國傳統教育精神包括許多方面，但一以貫之的就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服務國家與社會的精神。從孔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到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直至明代東林書院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再到明清之際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傳統教育表現出強烈的家國情懷與“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

中國近代大學繼承了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和情懷，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以報效國家與服務社會為己任。蔡元培提出“學術獨立”，但也強調學術報國。他直言：“昔范仲淹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現在的學生又安可不以國家為己任咧！”他將學生“精研學理”等一切長進都歸到“對于社會國家和人類做最有價值的貢獻”這樣一個目的上。馬寅初在北大29周年紀念會上提出北大之精神即“犧牲主義也”。“服務于國家社會，不顧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達其至高之鵠的”。“欲使人民養成國家觀念，犧牲個人而盡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并即吾人之使命也”。

外敵入侵、國難當頭的局勢無疑強化了大學和大學生社會責任的擔當。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意見極具代表性。他認為“大學教育的目的，決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生之類”，而主要是培養“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氣，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這種人才需要具備四種基本條件：肯犧牲自己，努力為國，以天下為己任；清醒而富有理性的精神；深思熟慮，不肯盲從的品質；明辨是非，而不恂厲害的氣概；健全的體格。長期擔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為學校確定了求是和犧牲的精神，認為“民族自由重于個人自由”，“民族沒有自由，個人合理的自由也失去保障”，提倡浙大學生尤應刻苦砥礪，不要辜負大學神圣的使命。竺可楨在1938年6月26日浙江大學第十一屆畢業典禮上號召全體畢業生要以天下為己任，“每個人也應該以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不能滅亡與不可滅亡之民族為職志”。“望各位就事，不求地位之高，不謀報酬之厚，不憚地方的運動和困苦，凡是吾人分內所應該做的事就應該去做”。

張伯苓在《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一文中概述了南開40年的歷史，指出南開是為實現教育救國之目的而設立的，其目標是“培養救國建國人才，以雪國恥，以圖自強”，闡述了“允公允能”的辦學方針，惟‘公’故能化私、化教，愛護團體，有為公犧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團結合作，有為公服務之能力。“允公允能”“目的在培養學生愛國愛群眾之公德，與服務社會之能力”。

作為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的校長，羅家倫特別強調大學為國家服務的職責。他提出一所國立大學的存在應盡兩種義務：“對于人類知識的總量有所貢獻；能夠適應民族的需要，求民族的生存”。他對大學為國家、民族服務的理解，并不限于短期的現實需要，認為其使命是為中國“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他說，“民族文化乃民族精神的表現，而民族文化之寄托，當然以國立大學為最重要”。

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合大學在民族危亡之際，就“自覺承擔起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以剛毅、堅韌、持久的努力，沉潛于文化（學術與文學）的繼承和創造，維系民族文化的血脈，保持民族文化創造的活力”，成為抗戰時期“精神堅守與文化抵抗的堡壘”。涌現出一批國學大師，包括梁漱凕、熊十力、陳寅恪、馮友蘭、賀麟、錢穆等，以學問號召愛國救亡，對于鼓動中國人民的抗日士氣起了很大作用，成為學者憂國心切的象征。真正的學者，既要追求學術使命，又不能以此為借口脫離社會，要擔負起學統道德的責任，用學術回報社會。他們喜歡引用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來說明學術與國家的關系。顧炎武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一朝一姓的興亡或統治者的興亡是食一朝一姓之俸祿的當政者的責任；而有關天下的興亡，亦即學統道德的興亡，人人都有責任。學人要用學統維系民族的命脈。他們也引用顧炎武的話：“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志，而后可以考古論今”，以此說明一個人研究學術要有服務國家與社會的志向與抱負。

回顧“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教育傳統，無疑對當下中國大學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有著啟發意義。

在中華民族悠久的文明發展歷程中，中國呈現出一種與歐美有所不同的教育價值體系。中國教育傳統，無論從形式還是從內涵上說，都與歐洲國家有著重大的差別。而傳統是從教育變革的歷史中發展出來的一個價值系統，它是國家與民族教育發展的歷史積淀，是一種教育精神的集中體現和延續，是一種活著的教育精神的生命體。借鑒、模仿西方大學而又扎根于教育傳統的中國大學，注定其不同于西方大學，所走的道路必然是一方面學習西方，另一方面又強調繼承中國教育傳統，尤其是弘揚“以天下為己任”的報國情懷。

在近日舉行的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教育強則國家強。高等教育發展水平是一個國家發展水平和發展潛力的重要標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視”，要教育引導學生“正確認識時代責任和歷史使命，用中國夢激揚青春夢，為學生點亮理想的燈、照亮前行的路，激勵學生自覺把個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國家和民族的事業中，勇做走在時代前列的奮進者、開拓者”，都是在為“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教育傳統賦予新時代的意義和精神。

服務國家與承擔社會責任是我國大學的教育基因與精神底色，這既是對傳統的繼承和弘揚，也是當代大學的使命與責任。世界各國大學的發展階段不同、歷史與文化背景不同，在如何實現大學社會責任方面，各國大學擔負著不同的國家與社會責任，需要根據國家和大學發展的歷史背景、文化特色、制度特點和時代要求來探尋自身的實現道路。我國大學實現社會責任和國家責任就是要扎根中國大地，自覺堅持服務國家，為人民服務，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服務，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這既是大學發展之路，也是國家振興與社會進步之路。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