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的藝術家和那些被稱為“外來務工人員”的群體并無本質區別，他們從來沒有真正屬于這座城市，他們創造的藝術也未能被社會的主流環境所接納。關于北京的城市規劃，有一種說法被稱為 “北京遷出北京”，即城市的核心區位定位為行使首都職能的“中央區”，而北京作為城市概念遷至外圍，北京市級政府機關已經開始遷往東部的通州（注2），原來的城市核心區域連同這座城市的文明傳承也就將被隔絕在了新的“大內禁地”之中。與上海圍繞“后世博戰略”打造浦江西岸的文化帶和藝術館群不同，北京的核心區域內已經沒有空間孕育和生長出藝術的因子，主城區內老牌的今日美術館以及其他一些的民營美術館在主流藝術系統內已然長期失語。

外來的藝術家和策展人們其實一直希望可以主動的融入城市。1998年冷林策劃的群展“是我”，展覽選擇的場地是紫禁城旁的原太廟大殿。巫鴻在其后來的研究文獻中提及，場地的選擇考慮了公共性價值和歷史含義，文中引述冷林的話說：“要吸引人，就必須在某些方面加強東方主義概念”，巫鴻還評論道“很難想像，有哪個地方比‘全球化了’的太廟更適合陳列他們（指“是我”展的藝術家）的作品”（注3）。北京獨特的文化底蘊與今天的藝術在試圖發生關聯的時候，卻因為政治上的或者經濟上的原因而發生了清晰的斷裂，也可以套本文標題說是一道決絕地折痕。當各地藝術家云集這座中國的文化中心的時候，他們其實無法把他們地創造性的工作與這座城市扯上任何關系，有的更多的是藝術系統內部的話語生產。

望京在最近的十幾年逐步完善了各種城市的基礎配套設施，以及一個相對完善合理的規劃，而在這之前，這里完全是北京城的邊緣，但自那時起藝術就已經在這周邊落地生根，并形成北京藝術的核心區域798藝術區，呼應不遠的中國最高藝術學府——中央美術學院，在其的周邊形成了一系列衛星藝術區的生態，包括草場地、酒廠、費家村、黑橋村等。雖然今天的藝術家們的工作室越搬越遠，但仍然習慣以距離798的車程來衡量區位的優劣。

臨近的黑橋村是一座并不那么典型的北京城中村，它的環境比大多數經過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主義新農村”改造的村落要臟亂很多，這里居住了大量外來的小商販，重體力勞動者和拾荒者。而這座村子里的另一群人就是租用這里空間作為創作和生活之用的藝術家們。這些看起來有些奇怪的人們的到來帶給了村民們直接的利益，賺取租金以及衣食住行的消費。但藝術家們與村民及地方政府的矛盾卻也從未間斷，其中比較激化的一個事例是黑橋村委會設卡收取進出村車輛過路費，遭到了租住在這里的藝術家群體的激烈抗議。這一事件也直接導致了一些藝術家對這里心生厭倦。青年藝術家黃彥在事件申訴未果后退掉了村子里的工作室，轉而租住在公寓樓內生活以及堅持創作，像他這樣的例子并不在少數。時至今日黑橋村收取車輛過路費的荒唐行徑已然堂而皇之的正規化，收費人員都已經穿上了制服。

今天黑橋村正在面臨大規模的城市改造，許多藝術家已經開始陸續遷出，并在距離城市中心更遠的順義等地開始營建新的藝術區。這一點上，與北京當局規劃打造新的城市副中心的節奏是一致的。

黑橋村的藝術群落的典型性在于它清晰的呈現了藝術家、原住民以及藝術生態與城鄉結合部之間的疏離。“夜走黑橋”是發生在2013至2014年期間黑橋村的一個重要藝術項目，但此時藝術發生場地的選擇策略，與冷林的“是我”展選擇太廟以期建立自我身份追溯以及城市文化認同的主動戰略不同，反而更像是一次被動的屈尊和落魄文藝青年的閉門狂歡。《北京折疊》所呈現的階層的割裂以空間隔絕的方式變得具象化，對于藝術家們而言，主動或被動地越來越遠離這座城市，這時已經形成了一個空間政治——藝術家作為“首都”意義上的北京城的他者被排除在外。與90年代初圓明園的藝術家被當局和為數不少北京市民視為盲流一樣，二十多年來北京似乎越來越不需要他們的藝術了。在藝術的層面上，這種“折疊”的傷害不僅止于社會不同階層間的割裂，更為殘酷的是整個群體與現實之間的相互屏蔽。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積極一點的態度來看待集體的“出走”，畢竟商業和國際話語系統依然在支撐著的藝術家群體。而在新的工作環境里，藝術家們也可以生活的好一點，至少目前是這樣的。

（注1）科幻作家郝景芳的短篇科幻小說，因獲得了今年的雨果獎而引起關注。

（注2）關于北京市政規劃這一部分的具體內容參見于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的“拆分北京”系列報道及中國其他主流媒體的評論報道。

（注3）引自巫鴻著作《關于展覽的展覽》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