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政協委員曹志偉、崔虹、孫柱、謝小夏、戴秀文等，交出了“關于全面放開二孩后，制定教育、醫療、用工等配套政策”的提案。提案指，“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由于相關配套設施的不完善，一些家庭特別是女性出現了“想生不敢生”的憂慮，有關部門應盡快完善政策、設施，解決群眾的后顧之憂。

針對廣州市現有兒科醫護人員及兒科床位未能達到國家標準的問題，提案建議，加快落實2013年印發的《廣州市醫療衛生設施布局規劃(2011-2020年)》規劃的到2020年“全市每千人病床數控制在6.0張左右”以及“總床位數約6.9萬張”的目標；同時，制定十三五期間兒科醫療衛生設施規劃，配齊建齊醫護人員和醫療設施，加強疫苗生產、冷鏈等方面管理。

35歲以上高齡孕婦

孩子缺陷率高十倍

市政協委員、廣州市婦兒醫療中心主任醫師、教授李鶴虹介紹，出生缺陷是指出生時即存在的解剖學結構或功能的異常，它主要是遺傳因素、環境因素或遺傳因素結合環境因素共同作用導致。

隨著國家生育政策的調整，廣州家庭申請生育二孩的數量也非常“可觀”。廣東省衛計委日前公布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6月底，廣東已有近14萬對夫婦申請生育二孩，其中，廣州市以超過3萬例的獲批數量穩居這一排行榜的首位。

“而在廣州申請生育‘二孩’的家庭中，又有許多是高齡孕產婦、經產婦以及患有基礎疾病的孕產婦，各種不典型妊娠并發癥、合并癥也逐漸增多。”李鶴虹引用數據指出，以2015年計生年度（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為例，廣州市“二孩”生育時母親年齡35歲以上約3700人，占單獨二孩出生人數的31%，高危孕產婦的檢出率基本在47%至54%之間的范圍內波動。“大量臨床數據表明，35歲以上的高齡孕婦，其所生孩子可能發生的出生缺陷率要比正常人高出10倍以上。”

李鶴虹介紹，廣州市自2007年開始逐步在全市推開出生缺陷防控工作，2013年、2014年、2015年，免費婚前醫學檢查人數基本保持在6萬人左右。2016年，廣州市通過免費重點病種篩查發現并終止妊娠364例（包括重型和中間型地中海貧血63例、染色體異常76例、明顯結構組織畸形225例）。

開發商配建學校？存諸多不可控因素

“目前廣州市教育設施建設采取政府主導與住宅配建相結合的模式，也出現了諸多不可控的因素。”提案引用相關數據指，按照《廣州市中小學校基礎教育設施三年提升計劃（2016-2018年）》中規定，到2018年，全市新改擴建129所中小學校，其中政府主導投資、獨立選址的公辦學校88所，共設3476個班，新增約10萬個學位；政府委托建設的住宅配套公辦學校41所，共設1248個班，新增約6萬個學位。“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開發周期和各種人為因素，開發商配建學校往往遲于政府規劃時間，給投入使用時間帶來了許多不確定和不可控的因素。”

提案建議，針對開發商教育配套設施建設周期難以預估，進而影響學齡兒童入學的問題，建議政府能統一規劃教育配套用地，由政府投資籌建教育基礎設施。

生育獎勵假延長 企業負擔增加

提案認為，在全面二孩政策出臺后，為鼓勵女性生育，廣東省2016年發布實施的《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和《廣東省實施辦法》都將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獎勵假由30日增加至80日，這對于女職工和女職工家屬都是好事；但這對于企業而言卻是負擔，加重了企業用女工的成本，使生育對婦女勞動和參與職業發展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凸顯。

提案指出，這種情況事實上加劇了女性就業歧視，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鼓勵企業雇用女工。“一是可按照雇用女工達到一定比例，給予該企業一定的稅費優惠，如采取女工懷孕、哺乳期間企業由政府補貼‘五險一金’的方式，以鼓勵企業雇用女工，降低企業額外成本。二是可借鑒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家的福利制度，由政府承擔孕、產女工在休假期間的工資、福利開支。”（文/廣州日報記者羅樺琳、申卉、廖靖文、肖桂來、王曉全、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