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要送走2016年，迎來嶄新的2017年了。

每到歲末年初之際，人們總是不免要回顧即將過去的一年，展望即將到來的新一年。近代史上的名人們也是如此，他們有的忙著聚會，有的忙著建言，有的忙著推崇“新歷”，有的卻忙著批評書籍……

通過觀察名人如何過元旦，對當時的社會面貌也能夠了解一二。

苦雨齋1929年元旦：聚會

1935年10月，周作人的《苦茶隨筆》一書初版發行。書中印有一幀合影，邊上有周作人的題記，曰“十八年元日劉半農馬隅卿二君在苦雨齋照相”。合影人數眾多，合計15人（含一小孩），照片中的人物，都是苦雨齋中的常客。合影時間為1929年元旦，這是周作人特意組織的一次新年聚會。

細看合影，不難發現，馬隅卿坐于最前排的桌前，而劉半農則站在最后一排的最高處。周作人之所以只題記了劉、馬二人的姓名，是因為《苦茶隨筆》一書發行時，二人均已逝世，書中也輯有《半農紀念》《隅卿紀念》兩篇文章。在照片一側題記，同為紀念之舉。

《錢玄同日記》中，1929年的這次苦雨齋新年聚會頗為特別———這張新年合影是苦雨齋諸友合影中人數最多、到者最齊的。因為除了劉、馬二人的逝世之外，從次年（1930年）開始，苦雨齋已經持續數年的新年聚會就中斷了，這樣的合影機會很難再出現了。聚會中斷的原因，乃是因周氏愛女病逝，再無心情舉辦之故。錢玄同在日記中感慨道，“十年來之陽歷元旦，豈明必請吃屠蘇酒、日本菜，今年因上月他喪其愛女，故不舉行了。”

那么，1929年的這張苦雨齋合影上，究竟有哪些人物呢？錢玄同在新年元旦當天是這樣記錄的：“晨十時半至豈明家，這是他數年以來要請吃的日本屠蘇也。今年共十四人，連小孩共十六人。玄同、豈明、士遠、尹默及子、兼士、平伯、鳳舉、子寉、稷如、幼漁、季明及子、隅卿、半農、耀辰也。”

北大“三沈”，即沈士遠、沈兼士、沈尹默都來了；“五馬”來了“三馬”，即馬裕藻（字幼漁）、馬廉（字隅卿）、馬鑒（字季明）；張鳳舉、諶稷如、俞平伯、徐祖正（字耀辰）、劉復（號半農）、錢玄同；兩個小孩，一是沈尹默的兒子，一是馬鑒的兒子。錢玄同記錄的當年這場苦雨齋新年聚會中，就只有“子寉”一人的身份不太清楚了。

再結合《周作人日記》來看，就能夠了解這位“子寉”也寫作“稚寉”，可知此人應為吳兆璜（字稚鶴）。吳兆璜于1919年遷居北平，師從于“桐城派”國學大師吳闿生，與賀培新、潘伯鷹、曾克耑和齊燕銘同窗受業，研習經史詩文，尤擅書法。曾為新文化運動先鋒人物的苦雨齋主人周作人，以及席間的錢玄同、劉半農等，大多都曾激烈攻擊“桐城派”，并不認同該派學者的學術立場與治學方法。此刻，眾多“新青年”卻與此一位“桐城派”聚于一席，共度新年，其間情狀與況味，頗耐人尋味。

無論如何，通過周作人與錢玄同二人的日記，上世紀20年代一直持續、每年皆有操辦的苦雨齋新年聚會上的人物皆可明了。與此同時，那張合影上的人物基本可以對號入座，一一指認出來了。

坐在前排的6人，自左往右依次為：吳兆璜、俞平伯、馬廉、小孩、張鳳舉、錢玄同。或倚坐沙發、或側立于第二排的8人，自左往右依次為：沈尹默、徐祖正、周作人、沈士遠、馬裕藻、馬鑒（不確定）、沈兼士、諶稷如（不確定）。最后一排，只有劉半農一人站列。其中，除馬鑒與諶稷如存世照片罕見，無從辨識，二者在照片上的位置無法確認之外；別的人物基本已可明確指認。

其實，除這張苦雨齋合影標準照之外，還有兩張散見于民國報刊之上的苦雨齋合影。其中一張是這張標準照的“預備照”，由于攝制照片時，有相當一部分人物向一側傾視，還沒有調整到最佳的合影狀態，可能是當年的一幀“廢片”。另一張則可能是“抓拍片”，照片中的人物并非專為合影，而是隨意交談狀，人物也不很齊備，只有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等“密友”9人。

80余年前，北京的學者作家們齊聚苦雨齋，喝一杯屠蘇酒，吃一頓日本料理，照一張新年合影，這個新年過得是既懷舊又時髦，既熱鬧又新潮，著實是要令后世讀者神往一番。

魯迅1936年元旦：斥責

1936年元旦，上海飄著未凍成雪的小雨，天氣陰沉濕冷。身體狀況不佳，行將走完人生最后一個新年的魯迅，在這一天也打不起精神來，日記本上只記下了三個字“雨。無事。”

當天，魯迅隨手翻閱《申報》，翻到第三版時，卻突然大為震動，有點急火攻心的樣子。他擱下報紙，迅即伏案疾書，寫了幾行批評文字。1936年1月，《海燕》月刊1月號刊出署名為“何干”的魯迅短文一篇，題曰“大小奇跡”。文中很不客氣地批評了商務印書館“名人薦書”的創意，斥責薦書名人和參與其事者們：

元旦看報，《申報》的第三面上就見了商務印書館的“星期標準書”，這回是“羅家倫先生選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奮斗》（Ahitler：MyBattle），遂“摘錄羅先生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國，在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跡。……希特拉《我之奮斗》一書系為其黨人而作；唯其如此，欲認識此一奇跡者尤須由此處入手。以此書列為星期標準書至為適當。”但即使不看譯本，僅“由此處入手”，也就可以認識三種小“奇跡”，其一，是堂堂的一個國立中央編譯館，竟在百忙中先譯了這一本書；其二，是這“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跡”的東西，卻須從英文轉譯；其三，堂堂的一位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卻不過“欲認識此一奇跡者尤須由此處入手”。真是奇殺人哉！

魯迅對羅家倫將納粹元兇希特勒（當時譯作“希特拉”）所著《我之奮斗》一書選定為“星期標準書”，表達了強烈的不滿。他從三個方面給出了質疑：首先，魯迅質疑此書是否如此重要，竟可成國立中央編譯館首選譯介；接著又質疑此書為何從英文轉譯，不直接從德語直譯；最后則直接質問薦書人羅家倫作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的水準。

商務印書館的“星期標準書”，是王云五任總經理期間推出的一種書籍營銷模式，距今已有80年的歷史。誠如在“星期標準書出版原則”的公告中聲稱的那樣，“本館為增進人生效能，使人生達到最完滿之發展，特印行星期標準書”，這一模式的誕生與實施，標志著“名人薦書”不再只是讀書圈子里的人際行為，而是一種能夠產生實際的商業價值、且帶有一定社會指導性的公共行為。然而，“星期標準書”的運營模式，雖然受到了大眾讀者的廣泛好評，但總還能聽到一些頗有分量的、極有水準的批評之聲。與當時名人們紛紛薦舉商務版新書不同，魯迅可能就是最早公開批評過“星期標準書”的同時代最著名者。

胡適1935年元旦：籌款

1934年12月31日晚，上海火車北站，張慰慈與亞東圖書館的汪原放、汪乃剛兄弟等人，正在迎接從南京趕來的胡適。胡適此行，是南下香港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這是他一生35個名譽學位中的第一個名譽學位；此行順便也在上海稍作逗留，會會朋友，敘敘舊情。

事實上，自1931年元旦始，南京國民政府即推行所謂“國歷”，就是要將國際通行的公元歷法，作為中國民眾的唯一歷法———公歷歲末即等同于農歷除夕，而公歷元旦即新年春節。包括政府要員、工商名流等人，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派知識分子，開始普遍接受這種過年方式。胡適此次上海之行，只有一天一夜的時間，當天當晚就權作與朋友們的“除夕”之小聚；他在這一天的日記標頭處也確實寫著“廿三年（1934年）的除夕”字樣。

1934年的最后一天，在上海稍作逗留的胡適是忙碌異常的。一下火車他便被接到新亞飯店用早餐，張慰慈為其辦理第二天一早的赴香港船票，汪原放兄弟則心急火燎地跟他談亞東圖書館的銀行欠款問題。因為財務年度結算時間已到，只有24小時的回旋余地，共計7400銀圓的欠款如果不能了結，亞東將面臨停業關門之禍。所謂“年關難過”，關鍵時刻，安徽績溪人創辦的亞東圖書館想到了請這位老同鄉、老作者、老朋友出馬，一解燃眉之急。

這7400銀圓在當年是個不小的數目，而胡適對這場“還貸危機”則有著自己的處置策略：他先是到銀行家朋友徐新六處，當面托他將亞東欠興業銀行的2000元透支款再轉一期，又托他給陳光甫兄打電話，將欠上海銀行的3000元透支款再轉一期。這樣一來，已暫解5000元的欠款清償之危急了。在辦妥此事前后，胡適還接受張禹九與張肖梅女士的邀請，到國際大飯店吃午餐，共進午餐的有張仲述、余上沅、梅蘭芳、馮幼偉、徐新六等一大幫名流名士。國際大飯店是當時上海最新式的大飯店，高21層，胡適等人的用餐處在第14層，據徐新六介紹說：“這是世界最高的大廈———除了美國不算”。

在這座超豪華大廈——至少是當時遠東地區第一高樓的大飯店上用餐，又兼高朋滿座、高論時現，胡適強打精神應酬，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畢竟亞東還有2400元的欠款問題無法解決。午餐后，胡適又迅即去找章士釗求助，可章士釗堅稱毫無辦法。胡適希望章士釗能承擔2500元的救急之款，但章士釗仍說“無法可想”。胡適只得來到溫州路上的汪家，去通告籌款狀況，以便亞東方面盡快想別的辦法應急。汪原放的老母見到胡適，禁不住老淚縱橫，拉著他的手說：“適之哥和章伯伯總要救我們一家才好。我活到今日，不曾過過這種日子！”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她下淚了。我雖感動，實在想不出法子來。”

臨走時，胡適給汪原放留下了兩封信，信的具體內容雖不得而知，但應當是與籌款清欠相關的。為亞東清欠的事暫告一段落之后，胡適開始走馬燈式的亮相上海朋友圈———王云五、李拔可、傅偉平、何柏丞、周昌壽、丁鼎南等老先生先行訪晤。還借李拔可的汽車一用，特去見了蔡元培一面。

晚間，胡適又應梅蘭芳之邀請，到英美煙草公司總經理沈昆山家中晚餐。但這頓晚餐與午餐相似，再次因亞東清欠之事而未能盡興。原來，汪原放拿著胡適的信函去各大銀行通融商洽，卻已經晚了，因為銀行已經關門了。胡適不得不又給徐新六打電話，以個人名義暫借500元給亞東救急。

就這樣，胡適在籌款中度過了一個新年。

蔡元培1930年元旦：推“新”

1930年12月28日，即將迎來1931年元旦之際，蔡元培在上海公開講演，勸說社會各界在新的一年里不要再墨守成規、使用“舊歷”，而應順應時代使用“新歷”。北平《世界日報》選擇在1931年1月1日刊發了此次講演的摘要內容，將蔡元培的這一主張第一時間傳送到了北方。

蔡元培的講演摘要稿有1000余字，其版面位置之醒目，顯示著當年主流媒體與政府在推行“新歷”方面的某種默契。在同一版面之上，與此稿并列的還有一篇“瑞雪飄搖中之平市新年”的通訊稿，還有“今日為民國二十年元旦，際茲全國一統，實行裁厘之期……昨為除夕，瑞雪適降”云云。顯然，推行所謂“新歷”，就是要將國際通行的公元歷法作為中國民眾的唯一歷法，公歷歲末即等同于農歷除夕，而公歷元旦即新年春節。

乍一看，報紙大張旗鼓地慶祝著公歷新年，蔡元培的講演稿也隨之刊發，煞有介事。仔細從演講內容來推敲，所謂“新歷”的推行，在全國范圍內并不得力，包括蔡在內的政府官員們，還不得不放下身段，做耐心細致的解釋溝通。

實際上，中華民國建立之后，以公歷替代農歷的政策年年都在講，但也未見全國統一施行，并沒有得到民眾的一致認同。辛亥革命后，民國臨時政府為破舊立新，就將公歷推為“國歷”。孫中山在1912年1月1日臨時總統就職儀式上，宣讀完總統就職誓詞后，發布了第一道政令《改用陽歷令》，就通令全國，以后每年以1月1日為元旦。但1月13日又發布《臨時大總統關于頒布歷書令》，明確提到“新舊兩歷并存”，這是考慮到基層民眾對公歷使用，應當還有一個過渡期和試用期。

然而，長期的軍閥割據與南北政權分立，這一紙《改用陽歷令》并沒有得到政府層面上統一響應，基層民眾對此更無從響應。政令頒布之后，民間仍以傳統農歷春節為新年伊始，對公歷元旦的意識比較淡漠，也根本談不上要逐漸過渡、移風易俗的可能。直到北伐勝利以后，新的國民政府再度頒布政令，通令全國自1930年1月1日起，商民一律不許沿用舊歷、過舊歷年，而必須遵行公歷、過公歷新年。這一次，儼然是有“破舊立新”之決心的，推行公歷的相關措施也隨之而來。

當時的國民政府為推行公歷新年可謂煞費苦心，實施過相當多的針對性措施。如政府布告禁止農歷十二月中出售農歷刊物；禁止在二月份（春節期間）燃放煙花爆竹；要求祭祖、年飯、春宴均改于公歷年終進行；規定1月5日為開市日，禁止商市于農歷初五進行敬財神活動；禁止農歷除夕夜寺廟開放；暫許各界于1月15日舉行鬧元宵、打鑼鼓、上街游行等活動，但各燈販及紙扎店只準在公歷新年出售花燈，絕對禁止在農歷春節慶祝元宵和銷售花燈；規定1月1日至4日為新年假期，嚴禁各業用春節或其他名義在農歷年休業；要求年終雙薪及年慶分紅、年底大掃除均改在公歷年底進行；廣勸民眾購買公歷歷書；規定各報館不能于農歷年終、年首停刊，不得登載農歷賀年廣告；為大力推行公歷元旦，建議延長休假，從12月30日至1月5日放假慶祝新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