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樽”，“樽”同“尊”，形聲。從木，從尊，尊亦聲。“尊”，本義為推崇好酒。“木”與“尊”合起來表示盛裝名酒的木容器，為中國古代的盛酒器具。圖1所示是一件東漢鎏金熊足銅樽，原名鎏金奩，通高19.5厘米，口徑20厘米。樽體呈圓筒狀，子母口，口上承蓋；直腹、平底、下附三個(gè)蹲熊足。器身通體鎏金，飾三組旋紋，旋紋間飾兩周鎏金花紋帶，以自然的白銅為襯地；鎏金圖案為繁密而流暢的金色流云紋，珍禽瑞獸出沒云氣間，形象可辨者有羽人、仙鹿、朱雀、應(yīng)龍、飛雁、展翅獨(dú)角獸等。兩側(cè)飾有對稱鋪首銜環(huán)耳，器內(nèi)壁涂一層朱漆，以美化器物；蓋隆起，頂部有一環(huán)狀窄凸棱，環(huán)內(nèi)正中有一小孔，蓋中部飾等距離的三個(gè)小圓孔；器物因部位不同分別施以鎏金、刻劃、焊接等工藝紋飾流暢而有生氣，雕刻精細(xì)。

歷代騷人墨客結(jié)緣金樽，飲酒抒懷。漢樂府《隴西行》：“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晉·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南朝（宋）謝靈運(yùn)《擬魏太子鄴中集詩·應(yīng)玚》：“列坐蔭華榱，金樽盈清醑。”李白《行路難》：“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將進(jìn)酒》：“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北宋著名隱士林逋的《山園小梅》：“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與金樽。”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春風(fēng)東來忽相過，金樽淥酒生微波。”乾隆皇帝曾“御臨”李白《前有一樽酒行》詩句，刻于河北天津薊縣乾隆行宮“獨(dú)樂堂”碑廊；雍正皇帝第五子和親王弘晝亦曾留下成名作《金樽吟》：“世事無常耽金樽，杯杯臺郎醉紅塵。人生難得一知己，推杯換盞話古今。”“洞明世事耽酒味”，請吃喝與被請吃喝，要謹(jǐn)防“陷阱”嘍！而漢樂府《隴西行》的“清白各異樽”，是指裝著清酒、白酒的桶形樽和盆形樽。謝靈運(yùn)、李白等詩歌的金樽，則是鎏金銅樽。如圖2所示，就是美國國立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收藏的漢代鎏金銅樽。 

酒樽最早見于戰(zhàn)國，盛行于漢晉。當(dāng)時(shí)上流社會常置于席、案，飲宴時(shí)先將貯藏在甕、壺中的酒倒在樽里，再用勺酌入耳杯，然后奉客。考古中兩漢墓出土的彩繪陶樽、鎏金銅樽、玉酒樽、綠釉酒樽、漆木器酒樽均有發(fā)現(xiàn)，然厘定其器名不統(tǒng)一。因酒樽形似“奩”（lián），有圓形（直壁，有蓋）、長方形、多邊形，大多分層，流行于戰(zhàn)國至唐、宋間，故而專家定名“奩”。1962年山西右玉大川村出土2件，器口與蓋下子口沿陰刻銘文：“中陵胡傅銅溫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造”。銅溫酒樽為筒狀、有蓋、三獸足；另有1件為盆狀鎏金獸足酒樽。從此其樽銘文定名得以確定，可知鎏金銅酒樽除盛酒外，還用作溫酒。兩漢時(shí)期帝王諸侯等貴族使用的珍奇銅器上常施以鎏金工藝，《史記·封禪書》：方士李少君對漢武帝曾說“祠灶則致物，致物則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闡則不死。”漢代統(tǒng)治者使用鎏金青銅器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奢侈生活的需要，更是為了延年益壽、封闡成仙。 

南陽，簡稱“宛”，是光武帝劉秀的發(fā)跡之地，有“南都”、“帝鄉(xiāng)”、“陪都”之稱。《漢書·食貨志下》：“今開賒貸，遂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大都城）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當(dāng)年的南陽為僅次于東漢首都洛陽的第二大城市，南陽漢畫館珍藏的3000多塊兩漢畫像石可為佐證。 

1933年4月，這件東漢鎏金熊足銅樽出土于南陽縣石橋鎮(zhèn)南門外東漢墓，被民眾教育館征得。抗戰(zhàn)時(shí)期，民眾教育館的劉玉奇同志為保護(hù)該樽，曾攜樽流亡各地。解放后，此樽由民眾教育館移交南陽市文化館，定名“鎏金奩”，后改名“鎏金熊足銅樽”。1959年10月，南陽市博物館成立，此器被移交南陽市博物館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