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說，“舊上海的月亮，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云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舊時的月色怕是無緣重逢，但紅黃的濕暈大抵可以想象，又是千年同此月，遺憾倒是可減幾分。只是，這朵云軒的信箋，無形中卻陡增了一些美意，怕是不同于今日常見信紙吧。

一“箋”字，表明了類屬。民國和民國以前的文人，寫信是用“箋”的。紙質精美、尺幅較小的紙才稱作箋。尺幅不大，精美卻真精美，紙質潔白、勻薄、細膩、柔滑，上印有詩詞、書法、繪畫、篆刻等不一而足，別有國畫的韻味。若材質里再添些顏料，則是真的古色古香了。故而也有“彩箋”、“花箋”、“錦箋”、“鸞箋”、“銀箋”、“箋牒”等美名。

箋紙，一般每頁八行。《后漢書》：“竇融玄孫章，與馬融、崔瑗同好。融與章書，書唯一紙，紙八行。” 也俗稱“紅八行”，封套則以白綿或宣紙糊成長方形，名址皆由右至左豎寫。這類箋紙、信封都已定型，市面都有出售；非同今日，全國信封統一形式，且由郵局監制出售，否則不予投遞。

這箋紙，大抵隨文人雅士間魚雁往來、詩作唱和應運而生。古人看重自己的字，用紙頗為講究。據稱漢代蔡邕非紈素不肯下筆，北宋更有“擇紙而書”之說。詩歌酬酢、鴻雁傳書，精美的箋紙，既能抒情寫志，又能悅人耳目，豈不錦上添花？

于是便有了寫信的信箋、寫詩的詩箋、作畫的畫箋、寫謎面的謎箋。有文人學者以自己齋號制個人專用箋紙，是私人箋；有時文人不代表自己，而以單位的名義出面，遂又有印以機關、團體等名稱的公用箋。將彩印箋紙輯成圖冊，遂又有了“箋譜”。

可以說每一枚箋紙，堪稱一幅微型的國畫或是鐘鼎彝器的拓片。或清新淡雅，或古樸凝重，使得人們在閱讀詩詞或書信的同時得到一種視覺上的美感，因此，備受文人雅士的喜愛。

如同精美脫胎于庸常，箋紙的蛻變之路亦是如此。自東漢蔡倫以樹膚、麻頭、敝布、魚網以為紙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紙張的變化只停留在材質的更替上。直到南北朝，文風昌盛，古拙好雅，才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五色花箋。此后，箋紙跳脫出“質”的藩籬，開啟了她“形”美的蛻變。

第一個讓箋紙名聲大噪的是唐代薛濤。錢梅溪《藝能編》載：“書箋花樣多端，大約起于唐宋，所謂衍波箋，浣花箋，今皆不傳。” 正是薛濤發明了浣花箋。這薛濤，天資聰穎，八歲能詩。成年后雖是歡樂場上的風月女，但憑其美貌與才華，與諸名流賦詩彈唱，不讓須眉。當時很多文人雅士和名流才子，像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張籍、杜牧、劉禹錫等，都與薛濤有詩文酬唱之誼。

彼時唐詩輝煌奪目，承載這宗詩文的載體紙張——詩箋，名目繁多，五光十色。但薛濤究竟不是一般女子，對美苛刻，對詩箋的要求自然也挑剔。不但要求紙質細膩，還要有色彩、花紋。她遂在成都浣花溪百花潭畔辦起造紙作坊，以浣花溪水、木芙蓉皮、芙蓉花汁制成深紅色精美的小彩箋，這就是“薛濤箋”，也稱“浣花箋”。薛濤用此箋，獻酬名賢，裁書供吟，一時洛陽紙貴，文人墨客夢寐以求。李商隱《送崔玨往西川》中曾云“浣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

浣花溪畔留香箋，正是浣花箋開啟了私人箋的序幕。許是薛濤箋還帶著些許脂粉氣，《天工開物》評價其“美在色”，或許男性文人還有更高的訴求？五代末后晉戶部尚書姚顗的子侄們便是其一，他們研制出一種在箋紙上雕印山水花卉的砑光箋，讓箋紙不僅有色的浸染，還有質的厚重。雕印用的是砑紙板，即在沉香木上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獅鳳蟲魚，壽星八仙，鐘鼎文……幅幅不同，紋鏤奇細，稱作“砑光小本”。而后以彩色紙料薄而勁韌者，覆在線刻的畫版上，用木棍或石蠟在紙背上磨砑，雕版上的花紋則浮現于紙上。砑光的箋紙，可以說是雕版印刷花箋的前身。

但還是有這樣的男性文人，在薛濤箋的色彩上愈加沉迷，比如宋代謝景初。他制出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云等十色箋，人稱“謝公箋”，也有稱“鸞箋”和“蠻箋”的，比薛濤箋的芙蓉色就美艷許多。“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韓浦《寄弟蜀箋》）說的便是此箋。

元代制箋，在雜色粉箋上印有金銀花飾，美則美矣，但終究文氣不足。真正讓箋紙發生質的飛躍，是在明代中后期。彼時，個性解放、文化優渥，整個藝術風貌，都呈現清嘉婉媚之勢。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作為詩志的載體又頗顯個性氣質的箋紙，也呈現出清新的風貌。再加上經過宋代雕版印刷術的發展，明代有了木板水印技術，此技術能將顏料融于紙而又不使其過于綺麗，又能將紋飾雕印于上又不使其過于凸顯，做出的箋紙雅趣閑適、清新高絕，像獨抒性靈的晚明小品文一樣，頗合當時的主流文人——士大夫的心意。

其中以彩色套版精印成冊，雅趣高絕，專供士大夫“清玩”者，莫過于《蘿軒變古箋》和《十竹齋箋譜》了。

《蘿軒變古箋》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箋譜，卷內有畫詩、博物、選石、仙靈、搜奇等主題的畫箋共182幅，色彩古樸、靜穆淡雅，拱花尤為精彩，孤本藏于上海博物館，1981年上海朵云軒有復刻本印行。

《十竹齋箋譜》的編者胡正言酷愛竹筠，嘗于寓所種竹十余竿，讀書雅玩古董于竹窗下。后在南京雞鳴山側開一古玩店，因而取名，“十竹齋”。此箋譜內容豐富，包括歷史故事、詩詞意畫、山水人物、商周銅器、古陶漢玉等等，箋譜諸圖，皆纖巧玲瓏，印制極工。若何多美呢？見過此箋的鄭振鐸曾說：“……人物瀟灑出塵，水木則澹淡恬靜，蝴蝶則花彩斑爛，欲習欲止，博古清玩，則典雅清新，若浮紙面。”其精美大約只有親見才能解饞了。

與晚明文人若合一契的是民國文人，皆有時代訴求，又葆守自我獨立，文人們的箋紙在此時綻放了它最后的光芒。這多半與以文人畫的興起有很大聯系。當時，姚茫父、陳師曾等聲名鵲起，成為民初畫壇領袖，他們兩人均參與了箋紙的繪制，給箋紙的設計和制作注入了新的血液。隨后，張大千、齊白石、傅心畬、王夢白、王雪濤、吳待秋、陳半丁等諸多畫家均涉足箋紙，內容有山水、花鳥蟲草、人物等，無論散葉，或已裝裱成冊皆精美絕倫，成一時之盛。

文人畫取代作坊俚俗，箋紙整體風格細膩流暢、用色勻稱妍雅，再加上獨具文人個性的詩、書、畫、印等，儼然是意趣盎然、清俊高雅的藝術品了。

像陶佑曾有陶報癖箋，上有雙鉤“祝君幸福”朱文隸書，下有“報癖自制”四小字，個性凜然；吳湖帆有“綠遍池塘草”箋，五個大字印于箋上，并附識云：“甲戌之春，靜淑作《千秋歲》詞‘綠遍池塘草’一語，為生平得意警句。今將手稿放影制箋紀念”，詩情滿懷；張大千有畫梅箋，自注“大千居士用元人法”，志趣在望；陳筱石有壽箋，中一“壽”字，下為“丙子五月庸叟制箋”、“時年八十”等朱文，耄耋詠志；徐仲可有蔡姜白所繪枯木頑石箋，上為珂字，下為徐字，邊有仲可二字，姓名及字，皆在畫中，獨具慧心；俞平伯有曾祖父俞樾所制“俞園私箋”，兩老翁對坐，題字“如相見”，頗有雅趣；鄭逸梅和蔣吟秋有戀愛箋，鄭逸梅集句、蔣吟秋書寫，書作各體，有隸有篆，有橫有直，或作弧形，或為環狀，情趣盎然。

還有林琴南的山水箋、陳師曾的詩箋、戴伯和的鶴箋、李柏霖的花卉箋、王振聲的動物箋、姚芒父的唐畫壁磚箋、西域古跡箋、齊白石的人物箋、吳待秋的梅花箋、陳半丁的花卉箋……

就連一向不茍言笑的魯迅，也有擇箋寄意的溫情。1929年5月15日，赴北平省親的魯迅，給在上海的許廣平寫信。不僅稱呼柔情“乖姑！小刺猬！”，就連所選信箋也很特別：彩色的箋紙上，繪著枇杷和蓮蓬，枇杷有三枚，兩大一小，蓮蓬有兩只，一只飽含著蓮子。原來許廣平當時已經懷孕了，魯迅選擇的箋紙寓意不言自明。兩頁信箋所傳達的柔情蜜意，或許比家書的內容還要豐富。

印制箋譜的店鋪自然也不閑著，北方有北京榮寶齋、清秘閣、松壽堂、松古堂、淳莆閣、懿文齋等；南方有十竹齋、蘊玉堂、翠文閣、聚寶樓等。箋紙內容山水、花鳥、人物、草蟲等不一而足，使箋紙達到了精美絕倫的程度，贏得了名畫、名店、名刻、名印四絕的贊譽。

越是美的，越容易流散。20世紀二三十年代，箋紙在西方文具傳入后，漸成衰落的趨勢。為了拯救這一古老的傳統藝術，魯迅與鄭振鐸開始有意識地進行搶救工作。他們收集北京琉璃廠榮寶齋、松華齋、靜文齋、寶晉齋、上海朵云軒、九華堂等齋館箋紙藏版，精選其中的331幅古今名人畫箋，于1933年木刻精印了《北平箋譜》，成為近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該書宣紙線裝，色彩古雅，雕刻、印刷、圖案三絕，圖案內容豐富，珍貴異常，為當時的文壇藝林平添了傳奇佳話。也多虧了魯迅和鄭振鐸的超前眼光，否則，我們將很難見到民國年間箋紙的全貌。

如今還可見到的比較有名的箋譜有《芥子園箋譜》《榮寶齋詩箋譜》《十竹齋箋譜》《百花箋譜》《詩婢家詩箋譜》《博古圖書葉子》《百花詩箋譜》。近幾年藝術品拍賣會上，這些箋譜與箋紙常常出現，深受藏家鐘愛，且價格不菲。再加上，木刻水印已經進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知道這種工藝的人越來越多，技師卻日漸減少，有失傳之虞，所以箋紙的收藏市場還有上升空間。

中國古人就有這種能力，越是小的，越能賦予大的意義。所以有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對于這箋紙，尺寸之間，詩書畫印，無所不包，無情不含，怕也只有中國人能有此智慧了。王維曾以“咫尺之圖，千里之景”來論畫道，或許亦可作為箋紙尺短情長的另一種注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