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認為，文獻、文物的失傳是歷史發展過程中一個正常的淘汰現象，失傳的不一定比留存的好，古本不一定比今本好。

2011年3月，因為群眾舉報南昌市新建區大塘坪鄉觀西村附近墎墩山上有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盜掘，沉睡了兩千年的海昏侯墓有機會重見天日。這座目前為止發現的面積最大、保存最完好、內涵最豐富的漢代諸侯國聚落遺址，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與此同時，圍繞海昏侯墓和海昏侯本人的爭議，也未曾間斷：“海昏”的封號有何特殊含義？海昏侯的歷史功過該如何評價？墓葬中的大量黃金從何而來？墓葬的發現又是否會改寫學界對漢代一些重要歷史問題的認識？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研究秦漢史多年，不僅關注秦漢時期的歷史地理問題，也致力于秦漢政治史的研究。在2015年出版的《制造漢武帝》一書中，辛德勇集中論述漢武帝晚年的政治轉向問題，引起學界熱議。如今，隨著海昏侯墓考古成果的不斷披露，他又出版了《海昏侯劉賀》一書，從西漢政治史研究的角度，探討了漢武帝晚年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如巫蠱之禍、嗣君確立、霍光專擅等，將對海昏侯劉賀其人放回他所處的歷史環境和政治漩渦之中，對他進行分析和評價。

而隨著海昏侯墓的發掘，關于劉賀為何會有大量精美隨葬品，出土的《論語》失傳篇章到底具有怎樣的價值等問題，也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辛德勇在日前的舉行的《海昏侯劉賀》新書發布會上，對這些問題給出來自他的解答。

大量隨葬財物從何而來？

海昏侯墓葬出土文物于今年年初在首都博物館展出，隨葬品中大量的黃金、銅錢和各種精美的工藝品，首次與公眾見面，人們在驚嘆之余，不禁發問，海昏侯為什么會這么有錢？它的財富是從哪里來的？

對于這個問題，有學者認為這些財富反映了西漢時期，江西南昌鄱陽湖地區經濟的發達，辛德勇卻認為這一解釋缺乏根據。辛德勇師從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開創者史念海，歷史地理的一個重要分支就是歷史經濟地理，研究歷史上各個區域的貧富狀況，物產分布等等。從歷史經濟地理的專業來看，鄱陽湖周邊一帶在西漢時期是非常荒涼的，和今天江南山明水秀、經濟富庶的狀況不能相提并論，而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是黃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東地區。

司馬遷曾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這樣描述江南的經濟狀況：“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熱饒食，無饑饉之患，以幫砦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因此，我們就很難想象只當了不到四年海昏侯的劉賀，如何從當地聚斂這么多財富。但換一個角度講，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時候，也有很多人質疑為什么在經濟相對落后的長沙，墓葬里卻能出土這么多精美的文物，辛德勇認為，這只能說明，墓葬里出土的是只供貴族享用的少量工藝品，不能代表這個地區的經濟狀況。

那么如果這些財富不是在江西南昌附近聚斂的，就只剩下兩種可能：一是劉賀曾做過27天皇帝，這些陪葬品是他從長安城皇宮里帶出來的東西；二是，劉賀進長安城當皇帝之前，做昌邑王的時候，在昌邑故國積累的財富。辛德勇認為第一點基本可以排除，因為當時劉賀身邊的親信隨從都被權臣霍光鏟除，劉賀離開長安城的時候跟囚犯差不多，是被押解回去的，這種情況下他沒有條件攜帶任何財物。于是也就剩下了第二種可能。

辛德勇在分析第二種可能時，援引了史念海的論文《釋陶為天下之中兼論戰國時代的經濟都會》內容，文中分析了“陶”這個地方成為經濟都會的優勢。陶是今天的山東定陶，在昌邑國都昌邑縣向西不遠。戰國的時候曾有這樣的說法，“陶為天下之中”，意思就是陶是天下重要的交通樞紐。

陶之所以能夠成為“天下之中”，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首先，中國傳統社會是農業社會，陶這個地方土地肥沃、農業發達，人口也相對稠密。其次，古代交通主要靠水運，陶有黃河支流經過，運貨的商船可以從這里直接進入黃河，加之當時黃河、淮河、長江幾大水系之間均有人工開鑿的運河，南下可以到達漢江平原，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荊州一帶，西進可以直抵咸陽，足以證明它的水上交通意義。除此之外，這里的陸路運輸也有一個便利的條件，就是著名的午道。午道指的是一橫一縱的十字路口，而這個十字路口的交叉點就在昌邑縣附近。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西漢時期，昌邑國十分富庶，坐擁水陸交通樞紐，由此可以推斷，海昏侯墓中的大量財富可能來自昌邑國。

海昏侯墓里的《論語》有什么價值？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論語》有一篇是早就失傳的，叫做《智道》（上古時期，“知”與“智”通用），這篇文獻引發了學界關注。而辛德勇則認為，文獻、文物的失傳是歷史發展過程中一個正常的淘汰現象，文物可能特殊一點，從今天歷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是越多越好，但這并不意味著失傳的一定比留存的好，古本一定比今本好。事實恰恰相反，總體來說，流傳下來的版本比失傳的版本要更好。

對于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關系，辛德勇坦承他受黃永年的影響，認為古人不會把最好的東西都埋在地底下，判斷歷史還是要主要依靠傳世文獻。但這并不意味著輕視出土文獻或者出土文獻不重要，還是要根據不同研究的問題而定，研究問題需要出土文獻就用出土文獻，需要用傳世文獻就用傳世文獻。辛德勇不贊成過分抬高出土文獻的價值，認為出土文獻可以改寫很多歷史重大問題等等。辛德勇認為，考古新發現，大多只能起到補充細節的作用，可以大大豐富我們對傳世文獻的理解，但很難顛覆對歷史問題的認識。

漢代中期后流傳的《論語》包括三個系統，一個是《齊論》，是在齊國舊地流傳，一個是《魯論》，是在魯國舊地流傳，還有一個是《古論》，用古文字所寫。日本學者武內一雄認為，齊論、魯論和古論很有可能出自同一系統，這個系統在流傳過程中由最初的古論分化為齊地流傳的齊論和在魯地流傳的魯論。大體來說，魯論和古論的篇章結構是一致的，齊論則比魯論和古論多出兩篇，一篇就是《知道》，還有一篇叫《問王》。

今天的《論語》傳本在是在西漢建國前后寫定，以魯論為基礎，結合了古論和齊論的版本，作者張侯有意舍棄了《知道》和《問王》兩篇，后經鄭玄校訂，鄭玄依舊沒有將《知道》和《問王》兩篇采納進去。

是什么原因導致這兩篇被淘汰？辛德勇說有可能是它們的精華內容已被寫入其他文獻里，比如《禮記》。但更可能的答案是，它們本身就沒有價值，有猜測認為齊論中可能摻雜著不屬于孔子的言論。

在海昏侯墓中發現的《知道》有專家認為屬于《齊論》。昌邑國有一個中尉叫王吉，他是當世唯一一個《齊論》名家。根據歷史文獻記載，王吉給劉賀講經的時候經常引用《論語》，所以海昏侯墓中的《論語》很可能是直接得自于王吉，因此它對于基于《魯論》的今本《論語》和《齊論》的比較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海昏”到底是什么意思？

對于海昏侯的封號“海昏”究竟是什么意思，學界存在爭議。秦漢學家王子今認為，“海昏”是一個侮辱性的稱謂，海是晦、黑的意思，而昏則指昏聵、昏庸。他說，從歷史記載上看，劉賀并不是一個正面人物，所以漢宣帝給他定了這個封號。通過對劉賀其人其事具體深入的研究，辛德勇認為客觀上不存在這一可能性。漢宣帝安置劉賀做海昏侯是一種善意的姿態，在此之前他已被廢為庶民，作為囚犯被軟禁。解禁出來封為諸侯，目的是安撫他，這背后有非常復雜的政治斗爭考量，不太可能給他一個侮辱性的封號。此外，劉賀做過27天的真龍天子，是地地道道、名正言順的皇族，即便漢宣帝有意用這樣的形式進行侮辱，劉賀本人也不會接受。

辛德勇認為，“海昏”應該是一個地名，指的是鄱陽湖的西南岸，即海昏侯封地所在的位置。他的依據是，漢代有一個和“海昏”非常相近的地名，在離昌邑國不遠的地方，黃河岸邊，有一個東昏縣，這兩個地名都有昏字，所以昏字很可能是當時用于地名的通稱。

但還要解決的問題是，鄱陽湖，西漢時稱“彭蠡澤”，它并不是真的海，那么能不能叫海呢？辛德勇認為完全可以，漢代有北海、有西海，北海是今天貝加爾湖，西海是今天的青海湖，都是內陸的湖泊，都稱之為海，所以這樣的說法是沒問題的。

北海還有一個特別之處，那里蘇武牧羊的地方，《漢書》講蘇武牧羊時用了一個詞叫“海上”，說蘇武就在海上。“海上”這個詞說明，不僅像貝加爾湖這樣的湖域可以稱之為海，而且海上，就是海岸、海邊的意思，和海昏的構詞方法是一樣的，可以有海上的說法，完全也可以有海昏的說法。按照這一邏輯推斷，“昏”很有可能是用來表示方位的。

那么“昏”究竟是用來表示什么方位的呢？從殷商時期起，昏就用于計時，一日之中有兩個重要的時間點，一個是旦，指的是太陽剛剛露出地表；相對應的就是昏，昏是太陽將落沒落的時刻。這樣的計時法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夏天和冬天昏旦的時刻是不一致的，方位也不一致。冬半年太陽是從東南升西南落，夏半年太陽從東北升西北落。對此，辛德勇的解釋是，《史記》用就是這樣使用的，因而我們只能承認事實就是如此，只能就既有的事實做解釋。怎樣解釋？根據冬至的日出日落方位來做解釋。古人非常重視冬至，除了春節之外，最重要的節日就是冬至，皇帝要在冬至這一天舉行告天大典。如果以冬至為標志，就可以看到日落的方位在西南，昏就在西南方向。這是一個天文現象，也是人們的觀念決定的。

辛德勇還指出，在中國境內大部分地區，房屋都是坐北朝南，窗戶朝南開，在房間里感受到的日出日落方向更加強化了西南這個方向。所以根據這些因素，他推測昏是表達西南方位的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