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摩登：20世紀張貼畫展系列”11月30日至12月19日于蘊珍藝術空間舉辦。30余幅從清末民初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展品，有著強烈時代感和看點。這些已近乎絕跡的老出版物，由曾在報社編過文史專刊編輯的王宇清收藏。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起，他便躋身那時收藏者尚為數不多的紙制品收藏領域，開始了在故紙堆里找尋不僅屬于自己，也屬于同一文化共同體的精神密碼與文化鄉愁。

老張貼畫中的“文化鄉愁”

冒嚴寒 “巨款”打車追藏品

筆者的收藏主要可稱為“紙藏”，確切地講，就是收藏有關過去百余年來的近現代出版物中，那些與“新文化-新美術”相關的美術印刷品原件。除了老畫冊、老連環圖畫之外，筆者的收藏尤其把在自清末民初直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各類“張貼畫”作為一個重中之重。譬如：那個年代的月份牌廣告畫、現代年畫、政治宣傳畫等等，都在筆者的收藏范圍。

收藏既是一種可陶冶人的愛好，同時也是一種常常讓人牽腸掛肚欲罷不能的抓狂。所以，為收藏而能癡迷的人，往往也都或多或少帶有某種浪漫與狂熱的色彩。而有時，這種狂熱也會傳染給家人。

記得那是很多年前了，為了去一位藏友的家里交流，在滴水成冰的冬日，我拉著太太登上了北京趙公口開出的長途汽車。

那位藏家朋友住在一個既不通火車更遑論飛機的沿海小城，只有我們選擇的長途大巴可以抵達。在大雪紛飛的那個黎明，穿得里三層外三層的太太和我開始了僅單程就長達十三四個小時的大巴之旅。沿途的嚴寒和顛簸自不必說了，它成為我太太一次永恒的記憶。其實在朋友家的看畫交流，那次總共不過兩小時左右。之后，為了藏品的安全，我們選擇改道去離小城最近的有火車的城市，以便乘火車返京。我們是打車奔往約300公里外火車站的，400多元的打車費在那個還跑夏利車的時代，大約也可算是一筆小小的“巨款”了。當我們回到北京，已經是將近28個小時之后了。沒有睡眠，顧不上休息，但是在心里，當時卻洋溢著巨大的喜悅和滿足感。

還有一次，是一批畫等待轉手，一位中間人告知的，在上海。當時正是準備吃晚飯的時候，筆者的決定是當即趕赴上海。那次的晚飯自然沒顧上吃，不到一個小時之后，在北京站的售票大廳，筆者已匆匆辦妥了去上海的購票事宜了……像這樣既浪漫而又稍顯瘋狂的事情還有不少，對一個癡迷的收藏者而言，這不過是一種經常性狀態。

找尋“老紙”里的“摩登”

筆者的收藏始終是圍繞著“摩登”這兩個字展開的，這源于筆者的一個觀點，即認為現代文化一個重要的表象就是對“摩登”的不懈追逐。這些年筆者的一個興奮點，就是關注已經退出生活幾十年的老張貼畫中，那些曾作為“時代表象”的往日“摩登”。

現代的，合時的，新奇時髦的，凡此種種，在清末民初統統被一言以蔽之為“摩登”。那時節，你被認為“摩登”才算符合潮流。假如一個女士那時被稱做“摩登女郎”，時髦、時尚這樣的標簽則會使人對其另眼相看。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摩登”是不折不扣的“熱詞”。但長久以來，幾乎所有人都習慣性地誤以為這“摩登”是外來語，其實大錯特錯。“摩登”最早見于《楞嚴經》，佛經里有“摩登伽女”的故事，所以早就有了這么個漢語詞，并非來自英語modern的音譯。到了現代，它與modern同音同意也非巧合，只是添加了來自英語的新義項罷了。

1949年后 “中國摩登”的新形象

中國人崇尚“摩登”大概是起于民國吧。民國時大量“摩登”的事物突然流行開來，這與洋商大量涌入，與洋商所帶動的中國商業飛速發展相伴相生。激烈的商戰，隨著工商業的競爭而興起，沿海大商埠的洋商便首開用“月份牌廣告”這種形式的廣告來宣傳促銷他們的商品。這成為以描繪“摩登”和“時尚”為內容特征的現代“張貼畫”之鼻祖。

那時洋商所謂的“月份牌廣告”，往往是由商號的廣告宣傳加上中國傳統故事的圖畫，它通常用有一定觀賞性的漂亮傳統故事繪畫作為吸引客戶的手段。很快，以上海灘為代表，中外商人運用月份牌廣告畫來進行商品宣傳漸成風氣。那時商家聘請有才能的畫家繪制月份牌廣告畫往往不惜重金，其題材內容，從時裝美女、兒童生活到古典故事不一而足，中國的商業美術由此步入了黃金時代。

“中國摩登”在1949年后有了全新內容，可以說“摩登”觀念也從此被予以了重新定義。

首先，看看這時期張貼畫里的“新工人”、“新農民”和“新的人民軍隊”吧，因為“新社會”之所謂“新”，把“工農兵”當做了社會主體并大力進行宣傳，乃是其重要特征：粗壯胳膊、氣宇軒昂豪邁的工廠工人；英姿颯爽、干勁十足的公社女社員；手握鋼槍、表情嚴峻堅毅的解放軍戰士。要知道，“工農兵”是那時期藝術表現的重中之重，“工農兵”取代“摩登女郎”，成為與那時國家“新文化”相符合的新形象。

從“崇尚傳統”到以“當下”為基準

“摩登文化”發展到1949之后，終于翻轉了自古“崇尚傳統”的文化取向，徹底變為以“當下”為基準，這種價值觀的反轉，決定了它主要的支持者將是價值觀有待成形的年輕人，這也就決定了它自然更多采用年輕人或兒童的形象，以期產生共鳴。

以兒童為形象主體的宣傳畫與年畫漸漸占據了張貼畫的半壁江山：幸福的兒童，愛學習的兒童，愛祖國的兒童，愛勞動的兒童，熱愛集體樂于助人在新社會陽光下健康成長的兒童……兒童的形象，在1949年后以當下為基準的新文化中，成為了最有親和力，最能打通不同文化層次與族群的“最大公約數”。

于是，民國年代代言“摩登事物”的美女形象，在1949年之后，被迅速替換成了在“新社會陽光下”無所不在的新少兒們活躍的身影。原先民國年代構造出“日常生活烏托邦”的那些美女畫，此時基本上被表現新社會兒童“人見人愛”與“幸福新生活”的新張貼畫所取代。兒童形象在新時代的廣受歡迎，既充分反映出兒童形象的親和力，同時，它也映射出了時代價值取向的轉變，以當下為基準，是這個新時代有別于過往的重大不同。

在張貼畫流行的那個時代，是各種形式的“摩登”通過“新美術”的創作與印刷、發行，層出不窮地推向社會的年代，我們可以看到：新農民、新工人、新軍人、新學生、新店員，還有新型的知識分子、又紅又專的技術人員……這些新的稱呼與新的形象，正可看做“中國摩登”在那個時期的新體現。而且上述關于人的新概念，在那時還有個特別的說法，即統稱為“新人”，也就是要用革命思想去培育的所謂“社會主義新人”。

我們在畫里還可以隨處見到有當年所謂的“新風”與“新生事物”。那時的“新風”如：新婚姻法所號召的“婚姻自主”；新農村政策所提倡的“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直到“人民公社”等推行一時的“一大二公共產風”；又譬如“除四害”、“講衛生”、“移風易俗新事新辦”、“奮發圖強勤儉節約”、“艱苦樸素自力更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至于“新生事物”，則往往是通過畫里背景予以表現，但偶爾也作為畫的主題，還譬如：高大的煙囪，宏偉的水壩，現代化的交通圖景，大輪船，巨型卡車，在建的鐵路，還有農村里新的耕作機械，工廠的革新以及新的機器等等，這是用以表現國家“日新月異”和“飛速發展”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