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南京１２月１３日電(記者蔣芳、蔡玉高)國家公祭儀式上，最前排的位置永遠為一群白發蒼蒼的老人而留，他們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據統計，目前登記在冊的幸存者僅存１０７人，平均年齡超過８５歲。

大屠殺發生前，他們是鮮活的個體，有各自的生活，親歷悲劇后，他們和家族的軌跡發生了何種變化？他們的人生、人性受到了什么影響？人至暮年，他們最后的心愿是什么？……

躲得過浩劫，敵不過歲月

１１月７日１１時５３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鐘去世，享年９０歲；１１月１０日１９時３０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任靜萍去世，享年９４歲；１１月１２日凌晨４時，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陳寶珠去世，享年８９歲……一周內三位幸存者撒手人寰。

“她走得很突然，之前沒有任何預兆。”任靜萍的家人說，就在去世前兩周，老人作為“５０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口述史調查”的對象之一與專家進行了訪談，而這未完成的調查，今后再也沒有機會了。

上世紀８０年代，我國啟動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登記。彼時，登記在冊人數超過千人。隨著歲月的流逝，如今，登記在冊幸存者僅剩１０７位。

紀念館內有一條長４０米的“歷史證人的腳印”銅版路，路的盡頭，“３０００００”的黑色數字觸目驚心。這條路建成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２日，用當年采集的２２２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腳印澆鑄、鋪就。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張建軍幾乎每天都要走過這條銅版路，每當有幸存者去世，他就會在心里默念：“這位不在了，這位也走了。”

傷痛并未在勝利后戛然而止

侵華日軍占領南京前，９歲的艾義英家境殷實，她的父親思想開明，讓她上學。南京城淪陷之際，他的父親、叔叔、堂哥、姑父等７人都被日本人抓走。

“這就沒有學可上了，這就沒有學可上了啊……”８８歲的老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仍然會不時地這樣念叨。戰爭不僅奪去了她的家人，更把她原本充滿憧憬的人生擊成了泡影。

傷痛不會在戰爭結束后戛然而止。大屠殺給王義隆留下的除了家破人亡，還有頭上一條日本軍刀留下的疤痕。９３歲的老人說，他的余生都在被頭痛折磨。而對于９３歲的易翠蘭來說，日本兵的“一槍托子”則讓她腰疼了一輩子，如今一把一把的止痛片吃下去也不管用，大多數時候只能臥床。

比肉體疼痛更難痊愈的是心傷。許多幸存者一輩子都沒能走出親人遇害的陰影，只要回憶觸及那段過往，他們一下子就會號啕大哭。還有的幸存者一生陰郁孤僻，沒有朋友，甚至對子女也是情感淡漠，導致家庭關系緊張。

失明多年的幸存者張福智幾年前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癥，認不出身邊的親人，不記得已經吃過飯，走路顫顫巍巍不會轉彎，但日軍暴行在他模糊的意識中卻異常清晰。他的女兒張壽云回憶說，一天夜里，已患病的老人突然大喊大叫，要求家人把自己藏到衣柜里，說是日本人來了……

１９３７年，他們都只是年幼的孩童，本應在父母的庇護下、兄弟姐妹的陪伴下成長，但戰爭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命運。“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口述史調查亟須走入微觀，不應過度聚焦在受到傷害的那些歷史片段，我們要更多探究歷史對他們的人生、人性和家族產生的影響。”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專家朱成山說。

國之難者的暮年心愿

“生命的逝去是不能用任何方式換回的，我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生死相隔。南京大屠殺過去７９年了，我會把國家遭受侵略的歷史告訴我的后代，讓更多人牢記歷史，悼念逝者，謀求和平。”國家公祭日前夕，９０歲的余昌祥攜家人到哭墻前舉行家祭。他的父親余必福當年住在南京中華門外西街，慘遭日本兵殺害，尸體一直沒有找到。

每年１２月１３日，幸存者常志強會獨自一人回到親人遇難的地方憑吊。現在那里成了居民樓，但是掛著“小王府園”門牌的小巷子還在。沿著這條一百多米長的小巷子走到拐角，就是他一家７口人被刺死的地方。當老人聽到電視里傳來７９名青少年宣讀《和平宣言》時，他熱淚盈眶。

國弱則民辱，國強則民立。已至暮年的幸存者們，用個人與家族的命運昭示著這個真理。

二十多年前，日本小學教師松岡環第一次到南京調查。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噙著淚拉著她的手說：“日軍當著我的面殺死了我的祖父母、父母，我永遠忘不了。請你一定要把這個真相告訴日本的年輕人。”

為此，松岡環８０多次往返于日本和南京，致力于用圖片、影像、錄音和文字，向日本民眾傳播南京大屠殺真相。１３日，她又一次來到南京，在公祭儀式現場與熟悉的幸存老人一一擁抱握手。“但我很遺憾，他們想要的道歉至今沒有來。”松岡環說。

“我已經８７歲了，不知道自己還能等多久，但我一直在等，等待日本道歉的那一天。”幸存者夏淑琴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