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海南一原縣委常委插手工程項目抽205萬元油水獲刑4年

詩人官員“雙面宣傳部長”的墮落之路

法制網記者 邢東偉

“本人創新能力不強，抓宣傳工作的力度還有待加強。 作為支部一名普通黨員，我更要直面自身存在的問題，虛心接受其他黨員干部的監督、批評、指正……”

2016年1月15日，鄭文秀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縣委宣傳部黨支部“三嚴三實”專題教育組織生活會上首先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然而，就在三個月后，這個敢于“亮丑”的時任縣委常委、宣傳部長便涉嫌受賄罪被立案偵查。

據海南省檢察一分院指控，鄭文秀利用職務便利，為工程承包商謀取利益，收受林某泉等7人所送賄賂款205萬元。11月24日，海南省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受賄罪判處鄭文秀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45萬元。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提起鄭文秀，他是海南的著名的“詩人官員”、“明星官員”。然而，他一邊念“廉政經”，一邊拿“好處費”，大肆受賄斂財，最終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曾是著名“詩人官員”

鄭文秀，男，1965年3月出生，系海南省陵水縣人，在案發前任陵水縣縣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副處級)。因涉嫌犯受賄罪，于2016年4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6日被逮捕。

提起鄭文秀，它不僅曾是官居縣委常委的領導干部，愛好詩歌創作的他還是文化圈里的紅人，是海南的“明星官員”。據公開資料顯示，鄭文秀系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理事、海南省作家協會會員、海南省詩歌學會副主席、海南省青年作家協會名譽主席，詩人。

他的作品詩歌散見于《詩刊》、《民族文學》、《中國詩歌》等，著有詩集《水鳥的天空》《夢染黎鄉》等。曾被《現代青年》雜志評為2013年度讀者最喜愛的十大青年詩人，被海風雜志社、海南文藝評論家協會評為“2013海風年度文化致敬人物”。

“寫作與為官相得益彰。”身兼多項文學榮譽的鄭文秀，于2003起便開始擔任陵水縣委常委、宣傳部部長一職(期間，2007年1月至2011年11月擔任陵水縣政府副縣長)，一直到2016年5月因涉嫌犯受賄罪被逮捕。

《法制日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身為宣傳部長的鄭文秀很在乎自己的“個人形象”，他踴躍參加各種詩歌研討會去“包裝自己”，在全縣一些工作會議上大談“廉政經”，時常在“揭短亮丑”方面“動真格”，經常教育領導干部要過“廉政關”，刻意為自己塑造清廉形象。然而真相卻是表面上廉潔奉公，背地里卻以貪腐為能事，大肆受賄斂財。

收承攬工程收155萬元

據檢方指控，2004年，個體建筑老板林某泉在鄭文秀的幫助下，承建了陵水縣文明辦的文化室項目。2010年，林某泉又得知陵水縣衛生局要開建經濟適用房項目，便找陵水縣衛生局負責人詹某，請求他幫助承攬該項目。

當時，詹某表示，此事他做不了主，要林某泉找鄭文秀幫忙。為感謝鄭文秀之前在工程項目上的關照，同時，也為了在陵水縣衛生局經濟適用房工程項目上獲得鄭文秀的幫忙，2011年春節前，林某泉以拜年的名義送給鄭文秀30萬元。

收到林某泉所送的好處費后，鄭文秀打電話給詹某，要求詹某給林某泉承建陵水縣衛生局經濟適用房項目上提供方便。為幫助林某泉中標該項目，詹某將該項目的招投標、預審造價等信息及時告訴給林某泉。

2011年12月，林某泉掛靠的建筑公司中標該項目一期。2012年春節前，林某泉以拜年的名義，送給鄭文秀40萬元。

而且，鄭文秀在陵水民政局養老服務中心項目招標、陵水縣民政局文羅鎮新華小學至打羅村路道路工程投標等工程項目招投標過程中，為工程承建商提供方便，收受工程個體老板陳某江、姜某友等5人所送賄賂款85萬元人民幣。

幫中標工程收50萬元

2010年，陵水縣民政局養老院服務中心公寓樓工程公開招標后，個體建筑老板林某榮找到時任陵水縣副縣長鄭文秀，希望鄭文秀幫忙中標該工程。

鄭文秀給時任陵水縣民政局副局長王某某打招呼，要求他在招投標過程中關照林某榮。在王某某的運作下，林某榮掛靠的建筑公司順利中標該工程。為感謝鄭文秀的幫助，2011年春節前，林某榮送給鄭文秀20萬元。

2011年，鄭文秀又通過同樣的方式幫林某榮中標養老服務中心綠化工程、道路及地面鋪裝工程、養室外排水工程三個標段的工程項目。

為感謝鄭文秀的幫忙，以及為了繼續獲得鄭文秀在工程項目上的關照，林某榮分別于2012年春節前、2013年春節前和2014年春節前共送給鄭文秀30萬元。

11月24日，海南省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受賄罪判處鄭文秀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45萬元。一審判決后，鄭文秀表示認罪服罰。

海南省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官表示，“臺上一套，臺下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近年來，伴隨著一些官員的落馬，他們的“雙面人”、“兩面派”形象也隨之被拆穿。“雙面官員”警示我們，一則必須提高領導干部黨性修養，真正筑牢廉潔從政意識；二則必須建立健全相關法律規范，規范干部選任，預防職務犯罪；三則必須加大懲處力度，切實做到“以敬效尤”之勢；最后，必須用制度來規范權力的運作，只有將權力置于組織、群眾、法律、輿論的有效監管之下，才能有效遏制“雙面官員”的權力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