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現狀如何？新時期下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保護？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今天下午共同發布《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發展報告（2016）》，分別從民間文學、傳統曲藝、傳統音樂、傳統技藝、傳統醫藥等各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狀進行了系統盤點，并提出了新時期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對策。

民間文學：法律保護仍存在缺失

截至2015年年末，國務院共公布了1372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其中民間文學類項目為155項，占總數的11.3%，在非遺10大門類中排第5位。文化部共認定了1986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其中民間文學類共計77人，占總數的3.88%。

民間文學還面臨著繼承人高齡化和法律保護缺失等問題，2015年6月，上海東方衛視播出了一則演員賈玲編創的小品《木蘭從軍》，節目播出后，有人指責賈玲“顛覆”、“篡改”花木蘭形象，破壞中國民間文學。這起“惡搞花木蘭”事件不僅是一個改編民間文學的典型案例，而且是近年來對民間文學經典改編的縮影，由此凸顯了民間文學藝術的法律保護缺失問題。

傳統曲藝：40余項曲藝類非遺代表項目無國家級傳承人

截至2015年，在國務院公布的1372個代表性非遺項目中，曲藝有127項，在1986名傳承人中，曲藝類傳承人有151人，仍有40余項曲藝類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沒有國家級繼承人，顯示出了曲中傳承的不均衡（如蘇州評彈現有國家級傳承人5人）和保護傳承人的緊迫性。

2015年，包括河南墜子國家級傳承人劉宗琴、相聲國家級傳承人常寶霆等20人曲藝類項目國家級傳承人離世，更是給非遺傳承帶來了巨大損失。

傳統音樂：從“申遺熱”到全民參與的“后申遺時代”

2015年，北京、上海、山西、山東等8個省市公布了新一批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名錄，其中，傳統音樂新增項目共計28項，包含民間音樂23項（民歌類12項，民間樂器類10項，說唱音樂1項），宗教音樂3項和人文音樂3項，表明民間音樂仍是傳統音樂類名錄建設的主體。

傳統音樂的保護中，“申遺熱”推動了傳統音樂迎來了新的光景，在2009年，有5個傳統音樂項目類型同時被選為“世遺”；在前兩批國家級非遺名錄中，傳統音樂分別入選72項和67項，位居前十大門列前列。如今傳統音樂更是從“申遺熱”走向全民參與的“后申遺時代”。2015年，傳統音樂諸多新增賽事尤其是原生態賽事的生動嘗試，網絡歌壇的迅速發展，以名歌體驗、觀看民歌實景演出及近幾年堪稱熱潮的民歌民樂進校園等，都顯示出傳統音樂在全民參與的“后申遺時代”更加欣欣向榮。

傳統技藝：上海、陜西貢獻較大

2015年，我國傳統技藝類非遺保護工作延續了以往良好的勢頭。名錄建設方面，在歷年公布的各級非遺名單中，傳統技藝都占據了相當一部分比重。2015年各省公布了新的省級非遺保護名錄，其中傳統技藝類非遺共136項，約占總數的34%。2015年新增傳統技藝項目中 ，上海和陜西分別貢獻了16%和22%的比重，領先于其它各省。

各項傳統技藝中，有一部分適合規模化、產業化生產的，如釀酒類、制瓷類非遺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但不能回避的是，一部分傳統技藝因創新設計不足，難以跟上市場的步伐。

傳統醫藥：遠遠低于其它類別的非遺項目

隨著屠呦呦獲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和2015年中國傳統醫藥立法工作取得的重大突破，中國傳統醫藥逐漸被世界所認知。2015年北京、安徽等地區公布了省級非遺項目代表傳承人名單，傳統醫藥類非遺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達到了43人。

盡管傳統醫藥發展勢頭迅速，但傳統醫藥類項目的新增代表項目和擴展項目均數目甚少。2015年，在國務院公布的四批國家級非遺名錄中，傳統醫藥項目非遺合計僅有23項，占總數的1.68%，擴展名錄中收錄的傳統醫藥非遺項目也僅有22項，占總數的15%。名錄中收錄的傳統醫藥非遺單項項目遠低于其它類別的非遺項目。

宣傳仍是非遺保護的核心

報告指出，2015年是中國新舊五年規劃交替時期，也是國家社會發展政策出臺的密集期。在這一新語境、新背景下，中國非遺保護政策保護工作也邁上了新臺階，但是上述涉及的非遺保護面臨著繼承人少、項目失傳、法律層面保護缺失、缺乏創新等難題依然是阻礙中國非遺傳承的一重重大山，如何破解這些難題，報告提出了以下對策。

一、 “宣傳”仍是未來一段時期內非遺保護工作的核心與重心。非遺宣傳要做到“入于眼，進于心，踐于行”，一方面要宣傳國際公約精神和國家非遺政策，讓民眾理解非遺保護宗旨、目的和價值；另一方面要創新宣傳方式，除了論文、書籍、報紙、電視、電影、現場展示等外、還要充分利云互聯網、手機應用的程序、現場體驗等方式來宣傳非遺。

二、 理論研究要加強，非遺保護規范化工作也要加強。要對中國特色的理論加以總結，要處理好多樣性文化與操作性標準之間的關系，使非遺保護科學化，規范化。

三、 非遺保護與現代科技融合發展要加強，提高非遺保護和生產的效能。

四、 協調非遺保護的宏觀調控和微觀支持關系，要從輸血和造血，從政府包辦到民間自覺轉化。

（于明山 潘子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