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縣，阿吉，13歲，苗族，四年級，她的家庭條件在村里算不錯，家里愿意供她讀書。周崗峰/攝

魔鬼精心挑選了那些最易下手的目標：寧夏靈武市，一位白發叢生的幼兒園教師去年被發現性侵了12名幼女，其中11名為農村留守兒童。湖南攸縣，一名小學教師在過去3年里猥褻了班里的大多數女生，幾乎都為留守兒童，舉報者說，他“專門欺負”父母在外打工的女生。

在整個中國，過去一年差不多平均每天都有一起性侵兒童事件被公開——發布這一數據的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團隊強調，統計是不完全的，在信息不暢的農村社會，性侵很難被人發現。

“女童保護”基金負責人孫雪梅解釋：“在城市里，大眾媒體比較多，司法覆蓋也更完善，而農村資源和渠道都更加匱乏，家長也許覺得家丑不外揚，所以農村發生這類事件更隱蔽，更不容易讓外界知道。”

青少年教育專家、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陸士楨說，留守女童受到性侵害問題已成為當前中國引起廣泛關注的突出社會問題之一。她呼吁，今天在重視留守兒童生存發展困境的時候，要特別重視留守女童這個龐大群體，不僅是從現存社會問題的視角，還要從“未來中國發展”的視角。

中國經歷了30多年的強勁經濟成長，以及這種模式下舉世罕見的人口流動。這種模式的副產品，就包括那些因父母在外謀生、無法舉家遷徙而缺乏監護的留守兒童。根據2016年最新摸底排查，全國有902萬名得不到雙親監護的留守兒童，其中36萬名無人監護。

一些研究者認為，在弱勢的留守兒童群體內部，女童屬于更為弱勢的群體。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艷和她的同事研究發現，留守女童的自我接納程度顯著低于留守男童，表現出外顯性攻擊行為和內隱性攻擊性情緒的比例都高于男童。

“留守女童是留守兒童中的弱勢群體。”2004年開始研究中國留守兒童問題、出版過國內第一本留守兒童研究專著的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教授說。

不少受訪者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由于重男輕女思想的影響，當父母只能選擇將一個孩子帶在身邊撫養時，被選中的往往是男孩。她們感到自己被遺棄了。

隱形人

在那些有關“遺棄”的故事里，惡性事件更易引起外界注意。

2012年3月27日，四川大竹縣一位農婦將兌了白糖的農藥“百草枯”灌進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嘴里，自己也喝了下去。

她此前曾與丈夫多年在外打工，孩子在老家留守。后來，她回家照顧孩子，常在電話里對千里之外的丈夫說，帶孩子太累了。

那位丈夫百思不得其解：他背井離鄉出門賺錢，絕大部分收入都寄回了家，怎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而寧夏靈武市教師性侵幼女事件的暴露極其偶然。一個女孩跟同伴拌嘴時說：“你跟老師親嘴，他還扒你褲子，我要告訴你媽媽。”

“幸運”的是，這段爭吵被一旁的成人聽到了。

絕大多數的痛苦和傷害沒有那么劇烈，甚至是隱藏的。上海白領李雪給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看了她手臂上分布的細小刀疤。她少年時代曾用自殘這種方式發泄，直到讀高三時才停止。

“那時候心里難受沒地方發泄，又不敢或者不知道怎么反擊，就只好怪自己。”她說。

她長期跟隨外祖父母生活，最長的一次有4年沒與父母見面。與很多留守家庭一樣，承擔隔代監管職責的外祖父母最多同時撫養9個孩子。那段生活，她認為在“物質上是滿足的，但是心理上很孤單”。她幾乎每天都對著日記本傾訴。

她偶爾與父母通電話，爸媽說得最多的是“好好學習”——“好像除了學習就沒有其他事情可說了。”

“我們這種孩子就像大海中的孤舟，沒有方向，任憑風吹雨打。”上大學后，李雪在主題為“我有一個夢想”的一次演講中總結。

她的夢想是，自己的孩子不要像自己那樣，成長的路上那么孤獨。她說，如果有了孩子，“一定要帶身邊”。

盡管如此，她仍表示自己屬于“很幸運的”。她曾在父母身邊待過兩年，而她的表弟表妹中，有的就從來沒在父母身邊長期生活過。

“小時候覺得沒有人關心，是一種很恐怖的情感體驗。甚至覺得世界很冷漠，沒人愛我。”26歲的艾琳記得，她讀小學時，期末考試結束的當晚，客運站就會迎來高峰，因為很多小孩從那天起會被父母帶去大城市過假期，她是其中之一。

她在祖父母家長大。小時候她嘗試過自殺，用頭撞墻，撞了多次后因為太疼沒有繼續；她試過離家出走，最終覺得自己沒能力生存，又“灰溜溜”跑回家；她還常跑到同學家里一連幾天不回，也不給祖父母打電話。

她痛苦的根源之一是廣東老家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觀念。她清楚記得，有一年暑假，媽媽跟鄰居打麻將時突然說了一句，“養女兒有什么用啊，都是送給別人家”。父母把她的哥哥弟弟都送到城里讀書，唯獨把她留在鎮上的學校。

“有一段時間是為恨而不是愛去讀書的。”她說，自己讀高二開始發奮讀書，就是希望能“擺脫現有的家庭環境”。

她的祖父母家同時寄養著幾個男孩。男孩的鞋帶開了，祖父母會幫他們系好，但沒人管她。同在一起吃飯，男孩吃肉吃面條，她只能喝白粥。她還必須承擔更多的家務。

2014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群體研究”課題組開展了一項調研，共調查四至九年級留守兒童4533人，其中52.6％是女孩。

調查顯示，36.4％的女童在家經常干活，比男童高9個百分點。有63.2％的留守女童要洗衣，有35.2％的要照顧弟妹，比留守男童分別高25.9和14.7個百分點，也高于非留守女童。感到孤獨的留守女童為42.7％，不僅高出留守男童6.2個百分點，也高于非留守女童6.7個百分點。

課題組成員張旭東副研究員認為，農村家庭中傳統的角色期待和性別分工模式過早地傳遞給了兒童，女童早早開始操持家務，分擔勞動負擔。這給留守女童帶來了更多的心理壓力，這種壓力與父母外出帶給她們的心理影響疊加在一起。

在安徽調研時，她發現一個現象，公立學校女童多，而收費較高的私立學校男童多。她猜測，這是重男輕女的體現。

“重男輕女，在我們調查的所有村子都極其嚴重。”葉敬忠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沒想到到今天還這么嚴重。”他的團隊在國內不少地區調研過，從中明顯看到，這些人對未來的希望還是放在男嗣身上。

他說，留守女童則因性別的原因產生更多的勞動負擔，甚至承擔“逆向監護”的職責。一個家庭里的男孩可以進城跟父母在一起，女孩則留在家里，洗衣做飯，幫家里干活，甚至照顧家里的老人。

一位匿名用戶在問答社區網站“知乎”上傾訴，自己7歲開始煮飯，人還沒有灶臺高，踩在板凳上踮著腳炒菜。早起煮飯喂豬洗碗后再去上學，中午回家煮飯，晚上割完豬草再煮飯，經常沒有時間寫作業。作為一個女孩，“就像一個隱形人一樣在家里生活”，多干活，少說話。

雖然已經16歲，云南女孩陳娟的個頭只相當于城里10歲的女孩。她剛上小學六年級。因為她有一個小兩歲的妹妹，家里人就讓她“等”著妹妹一起上學，也為了能幫家里多干幾年活兒。

從懂事起，陳娟便承擔了家務活，她要揀柴、為祖父母做早飯、照顧弟弟妹妹。放學回來后要照顧弟弟。弟弟妹妹一旦生病，她就沒法去上學。

甘肅的王運好則比同齡人早兩年上學，當時她的父母急著外出打工，為了不給家里的老人增添麻煩，父母托關系把未滿學齡的她送進了學校。

同學們從沒見過她的父母，一個淘氣的男生竟造謠說，她爸爸因為吸毒被抓到監獄里去了。

多年后，王運好依然記得這件事情的沖擊。雖然班主任讓那男生當眾向她道歉，可她突然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了，開始刻意回避與父母有關的話題。

陳娟5歲起意識到自己與其他孩子的不同——她的父母不在身邊，親子溝通依靠每個月一通最長幾十分鐘的電話維系。想他們想得特別厲害時，她也會在電話里哭，媽媽總是安慰她說，過年就回去了。

而每到春節，父母回家，她光顧著高興，忘了想對父母吐訴的委屈，等他們走了，那些委屈又回來了。

2012年2月17日，河南省安陽市安陽縣，一家留守兒童托管班中，3名女孩在扎辮子。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趙迪/攝

青春期孤獨

對于父母，留守兒童表現出的情緒是復雜的。在回顧留守生涯時，知乎用戶“王莫良”說，當老師教到母親姓名里的字，自己會興奮地告訴同桌。

25歲的汪姍承認，別人都說女兒是“貼心小棉襖”，自己完全沒有這種特質。受留守生活影響，她不細致，也不貼心，不會表達，對人缺乏熱情，不能很快與人熟絡，總是給人冷漠的印象。

她6歲時父母到廣東打工，她今年25歲，已婚。父母仍在廣東，打工。

在留守兒童眾多的湖南鳳凰縣山江鎮，小學教師隆茂昌聽到高年級女生訴苦：“在屋里只有我一個人，什么都要自己做——做的時候又不知道怎么做。”

隆茂昌所在的小學，個別低年級住宿生還會尿床，班主任有時要幫忙洗被褥。家長寄回的生活費，老師要幫著去郵局領取并代為保管、記賬，因此很多老師隨身備著賬本。

在鎮上多年從事留守兒童公益工作的中學教師吳建輝，也聽到學生向父母賭氣地說：“你打工回來才知道我已經長大。”

父母們缺席了這些孩子太多“長大”的細節。李雪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因為缺乏大人關心，自己以前都是用洗衣粉洗頭，直到鄰居注意到，教給她要用洗發水。

2016年9月，“女童保護”基金志愿者向126名留守女童發起過一次關于成長的問答，其中一個問題是關于月經初潮體驗，得到了一些讓人“恐懼、無助、無知和痛苦”的回答。

一個與祖父母一起生活的女童說，第一次來月經是小學五年級，嚇得以為自己“快要死了”，甚至想先拿點紙塞住，第二天再去買創可貼止血。另一位女孩則回憶，第一次來月經時，恰好遇上母親回家探親。“我和媽媽之間關系很差，我第一次發現來月經后，也不想告訴她。但我沒有衛生巾，就只能偷偷用她的。”為了不讓母親發現，每次用后她都用草木灰把衛生巾蓋住。

艾琳告訴記者，當媽媽第一次跟她聊起月經的知識，她已經懂得很多了。“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她這么回答。

她認為，在情感支撐方面，朋友對自己的影響最大，家人的影響很小。甚至在性方面，都是從朋友等渠道了解的。

據孫宏艷、張旭東等學者的研究，到了初二，留守兒童會把同學朋友視為最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重要程度超過了母親。

對非留守兒童而言，排在第一位的傾訴對象是母親，第二位是同學朋友，第三位是父親。而留守兒童的第一位是同學朋友，第二位是母親，第三位是自己。46.3％的留守女童把同學朋友作為心里話主要傾訴人，比留守男童高10.8個百分點。

張旭東認為，留守女童來自同學朋友的支持高于留守男童，這種支持部分地緩解了她們的心理壓力。這可能是由于女生心理發育更早，情感更細膩敏感，更渴望人際溝通。

與陳菊見面時，該課題組的調研員明顯感覺到她的拘謹不安。這個17歲的四川姑娘說話時小心翼翼，雙手一直絞著衣服的下擺。每學期的家長會上，她對應的家長座位都是空的。

在中學軍訓期間，陳菊遇上了迄今最好的朋友，對方也曾是留守兒童。平日里跟媽媽吵架，她也會對好朋友傾訴。

最讓陳菊感動的是，在她生日前一天，班里一個同學組織全班同學給她寫了祝福語，作為生日禮物送給了她。那是她第一次收到那樣“用心”的禮物。爸爸媽媽在她生日的時候，只是拿點錢給她，讓她自己買點什么。

對12歲的甘肅留守女童滕云來說，上學甚至比放假更有吸引力。

“我比較喜歡上學，班上有很多可以一起玩的同學。”她對到訪的學者說，要是能讓自己實現一個愿望的話，她希望把我家搬到一個地方，一個離班里好幾個同學較近的地方。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群體研究”課題組訪談過一個眼睛受傷的留守女童。問她想不想治好眼睛，她回答說“不想”。原因是，如果眼睛沒有治好，爸爸媽媽就會定期陪她去醫院，如果治好了，爸媽就不會回來了。問她知不知道“留守兒童”這個詞，她表示聽說過，“留守兒童就是孤兒，就是爸爸媽媽不要了”。

習以為常

葉敬忠的同事賀聰志副教授調研時，見過一個女大學生。女孩說，母親打工回來后，想和自己一起睡覺，但自己怎么也不愿意，哪怕挨打也不愿意。

賀聰志原本是去拜訪這個女孩的外祖母，意外發現其外孫女是曾遭到猥褻的留守女童，而家人并不知情。

她與老人聊天時，看到那位外孫女不時嘆氣，欲言又止。私下一問，得知她被村里一個比自己外祖父還年長的老光棍兒猥褻過。“村里可能有很多這些故事，但是你問不出來。”

女孩對她平靜地講了很多事情。插秧、種花生、照看孩子，講到害怕水里有蟲又不得不下水的時候，也是微笑著的。“她可能已經習慣了，這就是她一直以來的生活。”賀聰志說。

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與北京師范大學2013年聯合發布的《女童保護研究報告》認為，基本監護的缺失是導致女童遭受傷害的直接原因。

這種缺失，包括受害人及其家人的防范知識不足、女童不被尊重等方面。

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潘璐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她和同事調研中常常遇到一些讓同事們“感到不適”的情況。比如，在一個祖母帶著4個孩子生活的家庭里，小孫女沒有穿內褲，就被40多歲的男鄰居推搡著玩——對孩子來說這是高風險的。

她強調，那些侵害案件往往是防不勝防的，并不是外人想象中的荒無人煙的地方，最可能發生在日常的環境下。

“女童保護”團隊也指出，留守兒童多由老人看護，在兒童安全教育及基礎性教育方面，家庭功能嚴重失效。即使自己的孩子遭到性侵，很多家長也不知道怎么應對。

讓孫雪梅出離憤怒的是，幾年前，湖南祁陽縣一名12歲的留守女童遭性侵后生下女嬰，女童的父親知道此事后的第一反應，是給了孩子一個耳光。

寧夏銀川的“女童保護”志愿者講師李劍宏記得，在防性侵課堂上，她拋給孩子們同一個問題——陌生人說給你買新衣服，你要不要？有防范意識的城市孩子會異口同聲地回答“不要”，而農村孩子卻明顯表現得猶豫不決。

在這類課上，她從最簡單的知識講起，比如背心和短褲覆蓋的區域不能讓別人碰。她發現，同一堂課，對農村孩子的沖擊比對城里孩子大得多。在她眼里，城市孩子和農村孩子很好分辨。城市孩子現場提問很活躍，農村孩子的課堂則非常安靜，下面是一雙雙渴望的眼神，下課后，孩子們圍著她，她能感覺出來他們想跟她說話，但等來等去就是不開口。

告別時，農村孩子表現得依依不舍，會追問老師什么時候再來，城里的孩子則紛紛說“再見”。

“那些孩子需要我們，”李劍宏感慨，“在那種父母不在的環境下，有人關注她們，她們就能看到希望。我們現在所做的是就是把希望帶給她們。”

“女童保護”志愿者也常常聽到農村學校校長訴苦，學校留不住老師，主科的老師都缺得不得了，即使很想給孩子傳授這方面的知識，但是無能為力。

9月9日，貴州省畢節市大方縣，留守女童在討論作業。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王婷舒/攝

打破留守的循環

艾琳一直很羨慕那些跟長輩關系特別好的朋友，他們可以跟父母談各種事情。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做到。

在長大成人以后，每當想起小時候的遭遇，她都會覺得難過，有時半夜都會哭醒。她說，父母后來眼界開闊了，重男輕女思想改變了一些，自己也更加體諒他們。但是，那種傷害是不會消失的。

留守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對她的人生產生了影響。“我覺得社會最小的單位是個人，不是家庭。家庭只是一個經濟生產單位，更好的人類發展指向的是個體幸福。”她說。

她的理想之一是推動社會公平，她認為，這與自己幼時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有較大關系。

影響還反映到了她戀愛中的表現。“愛的缺失導致我對初戀的關愛極其渴求”，她特別害怕失去戀人。“他對我一點點好，我都愿意容忍他所有的不好，不愿意離開他。”她說，感情結束后她才意識到，自己的狀態跟乏人愛護的留守經歷關系很大。

關于未來的家庭安排，她也跟前男友有過沖突。他主張把孩子放在老家，讓老人撫養，而她一定要把孩子放在身邊，因為她知道留守的經歷有多恐怖。

潘璐在調研中遇到過另一種極端，那是一對年輕夫婦，女方曾是留守女童，初中就輟學成家生子。她對孩子表現得非常極端：自己每天跑到山下打牌跳舞。送孩子去醫院治病，也只顧著自己玩手機不管孩子，說“治不好就算了”，完全把孩子當成負擔。

許多有過留守經歷的女孩表示，自己在情感上最大的后遺癥，是缺乏安全感。有人這么形容：“就像經歷過自然災害的人，這一輩子都會對食物有一種別樣的情感。”

“缺愛、缺關心、不知道如何去愛人”的李雪承認，自己交男友的時候，心態是“終于有人愛了”。

她說，讀大學以后遇到的人和事讓她改變了很多，缺乏安全感恐怕改不了了。很多中學同學沒有讀大學，出門打工或做生意，這些人長大后大部分又會走到上一輩的老路，他們的孩子又成了留守兒童。

用賀聰志的話形容，這叫“留守的循環”。今天的留守女童，結完婚如果沒有公公婆婆幫忙看孩子，很容易成為留守婦女。她注意到，有的地方結婚講究“小三件”——車子、房子、小老婆子，“小老婆子”即四五十歲的婆婆。有婆婆幫忙照看孩子，婚后就能出去打工，等到孩子長大了，自己可能就得回來幫忙帶孫子，成為“小老婆子”，再大一些就是留守老人。

葉敬忠在河南農村見到一位做了母親的前留守兒童，留在村里看孩子——這是極少的個例。但他不確定她能堅持多久。“確實很多孩子會說，我才不會讓我孩子這樣”，但很多人最終的選擇仍是外出打工。在他看來，那是“經濟力量的無聲強制”。

“留守兒童問題很簡單，就是農村為城市發展所付出的代價。你要是把留守兒童當成一個社會問題，永遠放在經濟建設的后面，那永遠不會受到太多的重視。”葉敬忠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現在，艾琳的期待是：“這種制造了留守兒童的經濟模式最好能有一些根本性的改變。這種經濟模式，你也沒法把孩子帶到大城市去。這個才是原因。”

陸士楨認為，在越來越大的“風險社會”里，兒童作為面臨最高風險性的群體，必定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他們所受到的傷害也呈現出原因多樣化、程度復雜化、后果復合化、影響深遠化的特點。母親的發展狀態對孩子有直接影響。留守女童面臨的種種困境，實際上不僅是對婦女發展的挑戰，更關系到未來中國的家庭和下一代的成長。

今年2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這是第一份以保護留守兒童為切入點、設計制度的國務院文件，全新的農村留守兒童救助保護機制正在建立。

幾個月后的兒童節，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北京舉辦了一次有關留守兒童權益保護的研討會。在會上，民政部新設立的留守兒童保護處工作人員林依帆說：“如果我們不能保護這個國家最弱小的子民，我們國家的合法性在哪？如果我們經濟發展以犧牲一代人的代價進行的發展，這樣的發展有何意義？”

他說，國務院的這份意見梳理了每個工作環節的責任。此前涉及留守兒童的表述叫“關愛服務和側重服務”，這次明確表述為“關愛保護”。在文件起草和調研中，一個共識是，留守兒童面臨的不僅僅是心理關愛的問題，更是權益保護的問題。

同樣在這個研討會上，國際組織“兒童樂益會”的兒童保護項目經理曹越說，兒童保護機制并不是確立一個責任單位，問題就立即解決了，背后是中國怎么看待她的兒童，怎么養育她的兒童，究竟是犧牲兒童的權益去發展經濟，還是怎么樣的路徑？

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喬東平則指出，很多國際組織做過測算，童年的時候每投入1元錢，成年以后將有7倍的收益，“對兒童的投資是效益最好的投資！”

（陳軼男 胡寧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