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章簡介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北京市委副主委，抗腫瘤蛋白質藥物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長江學者，國家千人計劃專家。

毫無疑問，一個國家和民族非常需要科學家。科學家本應該是一個相當受人尊敬的職業。當公眾能夠自覺關注科學多于明星和花邊新聞時，民族才更有希望。

為改善人類生活質量而科研

提問：最近您和團隊剛剛宣布一項重大消息。您和同事們在世界上首次證明的腫瘤標志物熱休克蛋白90α（Hsp90α），已被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批準用于臨床肝癌檢測。您能用最通俗的語言，介紹一下這項成果的意義嗎？

羅永章：我國是肝癌發病人數最多的國家，這項成果對老百姓最大的意義在于它能夠提高早期肝癌檢測和防治水平，有效地降低肝癌死亡率。肝癌之所以被稱為“癌中之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肝癌患者通常發現時就已到中晚期，難以救治，生存期經常不到半年。其實，癌癥如果早期發現，治愈率可達90%以上。

Hsp90α檢測肝癌具有三個突出優點：靈、準、早。靈是指靈敏度，Hsp90α檢測肝癌的靈敏度為93%；準是指可以檢測AFP檢測結果為陰性（即：AFP檢不出）的肝癌患者，檢出率高達94%；早是指可以發現早期肝癌，檢測靈敏度是91%。而目前臨床公認用于肝癌檢測的標志物是甲胎蛋白（AFP），靈敏度僅有50%左右，且對早期肝癌很不敏感。與AFP相比，Hsp90α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優越的肝癌標志物，對于實現肝癌的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有重要意義。目前，這個標志物已獲準用于肺癌和肝癌檢測。肺癌和肝癌都是發病率非常高的癌癥，特別是我國肝癌人數全世界最多，所以這項成果對中國老百姓格外重要。

提問：從科研到臨床應用，想必是一個漫長、艱難的過程。這其中最困難的是什么？是錢？是人才？還是機制？

羅永章：都很重要，但人才是第一位的。錢是人賺的，機制也是人定的，而且這些因素在很多情況下互為因果。

提問：您曾說，我就想不受科研經費的限制，盡情“玩”一把科學，按照特別自由的思路研究腫瘤。就算不能把癌癥徹底治愈，只要可以把它控制住，這輩子也值了。您覺得，科研經費如何花，才能更有效？

羅永章：眾所周知，生物醫藥是燒錢的行業，投入高、周期長、風險大。在美國，一個新藥的平均研發費用是十幾至幾十億美元，時間是12-15年；在中國，新藥的平均研發費用是幾億到十幾億人民幣，時間最短也是10-15年。可見，藥物和醫療器械的研發投入有其基本規律，這在國際上都有共識。但并不是錢和時間到位了就一定會做成藥。一個藥物經常是很多科研工作者傾盡畢生精力才能獲得的成果，而且失敗的幾率遠高于成功，很多項目最后無果而終。體現在藥物研發人員身上，則是一輩子默默無聞，可能沒有做成任何一件有意義的事，感到自己一生一事無成，很失敗很抑郁。這里，人起了很關鍵的決定作用，特別是研發團隊的領軍人物。合格的領軍人才能夠對領域和項目的發展方向進行正確的判斷，可以提高科研投入產出比。

我一直秉持“為改善人類生活質量而科研”的原則做事，并不僅為了滿足自己的科研好奇心。我確實希望可以有足夠多的錢盡可能地“玩”一把科學，但是最后的落腳點一定要有能用之于民的成果，絕對不能讓納稅人的血汗錢打水漂。

提問：您的學生們曾經“抱怨”，生命科學的教授太“忽悠”人了，說起來很好聽，是前沿學科，實際上不僅就讀時間長，工作也不好找，工資還低。這是實情嗎？您的研究梯隊建設遇到過這樣的困難嗎？

羅永章：是實情，主要原因是我們沒有做好科技成果轉化。但我的團隊沒有遇到這樣的困難，畢業生都很容易找到很好的工作。以胰島素市場為例，目前超過90%的國內市場被外企壟斷。我們曾經算過賬，如果我國胰島素全部國產化，并且，假設我國糖尿病病人都能使用胰島素且得到很好的控制，這個市場每年能夠養活至少15萬平均年薪18萬元的生物學博士，根本不應該出現找不到工作的情況。其實，類似現象在其他專業也存在，比如機械、電子、汽車等。

另一方面，成果轉化型人才真的稀缺。我們培養的那些本科、碩士和博士畢業生在走出校園時絕大多數達不到企業所需的標準，需要重新回爐，重新培訓，這體現了教育和需求的嚴重脫節。我組建成果轉化人才梯隊時還遇到其他困難。比如，高校和科研機構里從事轉化研究的人員在待遇和發展空間上的“二等公民”現象非常嚴重，這導致團隊里的很多科研人員很難完全按照成果轉化所需的分工一心撲在轉化醫學研究上。因為他們都需要生存，為了不被學校開除，就必須達到所在單位崗位考核和職稱評定的要求，發表足夠好和足夠多的學術論文，所以不得不在承擔成果轉化任務的同時為自己的課題、經費和文章努力打拼。

提問：據不完全統計，您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身份發表的SCI級別文章共計62篇，并擁有授權專利38項。但在不同場合下，您關注和發聲最多的，還是“科研成果轉化”問題。

羅永章：也許很多人認為我是做企業的，但我真正的本職工作是清華大學的教授。任教15年以來，我做了十多年的班主任，并且兼任過一屆學生的年級主任。我在清華既要教學又要做科研，我的實驗室不算小，博士生都是自己帶，自己指導實驗、給他們修改文章。我個人和我的課題組都是從事基礎研究的，但我和大多數教授的區別是，我自以為會看出哪一類課題或發現具有轉化價值，所以轉化效率就會高一些。

我之所以格外關注轉化醫學，是因為科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滿足人民需求。如果成果不轉化，發表的文章再多、影響再大也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國的轉化太薄弱了，科技成果轉化率還不到10%，而發達國家可超過40%。所以，盡管近年來我國高水平論文呈爆發式增長，但科技成果對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還有待提高，觸手可及的大多是舶來品。所以我還要再次強調轉化，因為科技成果如果不轉化，對于老百姓的意義幾乎是零。

一句承諾成了終生的奮斗方向

提問：您的星座是巨蟹座（cancer）？這個單詞翻譯成中文，也有癌癥的意思。您曾經說，看來我生來就肩負著制服它的使命。您選擇攻克癌癥作為研究方向，是因為什么？

羅永章：我沒研究過星座，后來學生們告訴我，我是巨蟹座的。這個英文單詞確實挺有趣的，可能巧合也有冥冥之中的緣分吧。

其實，我本科畢業于蘭州大學化學系，我的專業是物理化學。改學生物的原因很偶然，主要因為一個同班同學在22歲就死于胰腺癌，對我觸動很大。我去醫院看她的時候，她在彌留之際向我提出了兩個請求，其中一個就是“能否選擇與生物學、腫瘤相關的研究領域”。我答應了，并且兌現了承諾。我1987年赴美留學就改學生物學了，之后這么多年，我一直醉心于腫瘤生物學研究。

提問：您因為一句承諾，選擇了自己終生的奮斗方向，不管遇到什么困難和艱苦，始終堅持。這樣的品質來自哪里，是源自您的童年生活嗎？

羅永章：其實一個人品質的形成通常和兩方面相關，一個是來自家庭，另一個來自社會，對我來說主要是學校。我從小就生活在農村，我的父母都是文盲，但我們家很講誠信，從來都不會去騙人，在村里口碑很好。所以，從小的家教就是要講誠信。

第二方面是來源于學校的教育。蘭州大學不僅給了我扎實的化學基本功，還在人生觀形成階段給了我很好的教育。特別是老校長劉冰，他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他的辦學理念和教育思想對我影響很深，教給我很多做人的道理，是我重要的人生導師。后來，我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博士學位，又先后在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做博士后，這三所世界一流學府極為苛刻的科研訓練塑造了我的科研態度，磨煉了我的毅力，也強化了我嚴謹和誠信的意識。

提問：您如何看待一個科學家的使命？

羅永章：我覺得科學家的使命就是要探索未知和改善人類生活。如何實現呢？今年5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科技三會”的講話給出了明確的答案：“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科學家要改善人類生活，首先要面向國家和社會的需求。比如說胰島素，對于一個從事蛋白質研究的科研工作者而言，并不是一個新鮮的課題。但是國家、人民和社會需要它，我就會全身心去做。否則，納稅人養活我們這些做科研的人是干嘛用的？我對自己的履職基本滿意。在創新方面，我的技術和產品為患者解除了病痛，推動了就業和行業發展。在科普方面，我一直在各種場合進行科學和健康知識的宣講和普及，其中包括我在“人民政協講壇”做特聘教授，我們每一次的成果發布會也都是對健康知識和科技成果的普及。

我還想強調一下，科學家履職不能脫離科學家的基本屬性。科學家應該是嚴謹的，所以科學家說話一定要負責任，要以客觀的知識、準確的數據和信息作為依據，對于自己沒有實踐的東西不應妄加評論，否則會讓人瞧不起，甚至惹上官司。為此，科學家更應該多修養自己的人格，在做事的過程中學習做人，在做人的同時做事業。

提問：如果有重新選擇的機會，您還會選擇做一個科學家嗎？

羅永章：當然。因為科學家真的是一個很有使命感而且很有趣的職業，又能承擔很重要的社會責任。在我國，很多人在小時候立志做一名科學家，但長大以后，即使學了自然科學，大多數也紛紛轉行。毫無疑問，一個國家和民族非常需要科學家。因為人類探索自然、認識自己、認知生命，都離不開科學家。科學家本應該是一個相當受人尊敬的職業。當公眾能夠自覺關注科學多于明星和花邊新聞時，民族才更有希望。

提問：1999年11月17日，您回國。回國17年，您后悔過嗎？有沒有感覺特別累的時候？

羅永章：說實話，有時會累，但只要還能堅持就一直在工作。回國17年來，我沒有真正休過一個完整的節假日和周末，包括過年。但是，我深知做研究、轉化就是這樣，需要一環扣一環，一旦開始，根本停不下來。但是我從來沒有后悔過，因為這是我熱愛的事業和終身的理想。但當診斷試劑產品做出來，卻因為價格審批原因根本無法投入使用時，我也曾苦悶過，不斷在心里回顧一路的經歷，不停地反問自己到底值不值、對不對。但是還好，我都堅持下來了。通過努力，國家相關部門簡化了行政審批制度，放寬了相關政策，我們的項目也取得了一定進展，這讓我看到了希望。所以，我一直堅守著自己的初心，不斷履行自己的職責，期望能做出更多、更好的藥和診斷試劑來造福老百姓。

政協委員要拋開個人的利益得失

提問：您2010年被推薦為全國政協委員，之后您借助政協這個平臺，對科研成果轉化、行政審批等相關問題通過提案等方式，不斷在呼吁。這些提案的建議和觀點，都來自您科研實踐中的思考吧？

羅永章：是的。我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以來，我的提案都被有關單位不同程度地采納了，自己還是感覺挺欣慰的。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樣，是因為提出的問題和解決方案都來自實踐，沒有閉門造車。我的提案看上去跨度比較大，涉及的領域比較多，可能讓人搞不清我究竟是從事什么行業的。但其實這都是我在做成果轉化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和對它們的思考。轉化研究或轉化醫學涉及的領域和環節非常廣，既要和專家學者打交道，又要和政府官員打交道，還要和醫生、企業家打交道，遇到故意搗亂者還要和法院打交道！

我1999年回國，屬于早期歸國創業的留學生，遇到的問題相對較多，經常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我覺得自己的經驗和教訓應該和大家分享，讓大家少走彎路。

提問：這些提案有什么效果？

羅永章：這些提案推動了一系列國家相關政策法規的出臺和調整，為打通轉化醫學的通道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腫瘤標志物2013年獲批后，由于價格審批政策問題，遲遲不能進入臨床使用。近三年來，我通過提案、專題協商會等渠道多方呼吁。去年年底，國家發改委、衛計委終于放開了相關政策，使得一大批被擋在市場門口、積攢多年的新增醫療服務項目和創新品種得到了釋放，使老百姓用上了我國的創新產品。又例如：改革藥品審評收費制度、大幅充實國家食藥監局審評隊伍的提案已被國家食藥監局采納，大大提高了我國醫療器械和藥品審評效率，這也是對生產力的巨大釋放。

提問：您如何看待一個政協委員的職責？您如何評價自己的履職？

羅永章：我理解，政協委員的基本職責就是參政議政，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建言獻策。

我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對自己的履職基本滿意，因為我的提案都被相關部門不同程度地采納了。這說明我提出的問題是具有代表性的，方案也基本切實可行。在這里，不得不提到的一點是，想做好履職的前提是做好本職工作，或者是經過大量調研，必須是實干、實踐，調研掌握第一手資料，在實踐中發現并解決問題才能提出真正有價值的提案和意見，對大的疑難問題更是如此。

此外，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一定要站在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上，拋開個人的利益和得失，審視自己提出的提案和建議。比如，今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研究細胞自噬的日本科學家大隅良典，這說明日本在該領域的研究引領了國際前沿。可有誰知道，他從1977年就已經默默無聞地開始了這項研究呢？當前，科學發展日新月異，各種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層出不窮，在學科建設中搭建合理的架構意義重大，直接決定了國家若干年后的后勁和競爭力。為此，我們更應該拋開個人利益，本著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抓住時機，把握科技發展真正的前沿。很多發展了幾十年的老學科，到目前已經開始日落西山，我們是不是做到了及時調整？

提問：您現在在北京市食藥監局掛職，您有什么體會？

羅永章：我今年5月30日開始到北京市食藥監局掛職副局長，時間1年。近半年來，我確實得到很多鍛煉，也更加深入地理解到政府公務員的辛苦。

科學家和從政其實沒有必然聯系，不能一概而論。有的很成功，有的則不合適，還是要看每個人真正擅長做什么。科研和行政管理是完全不同的課題，一個人可以做出好的科研不等于能做出好的管理，需要充分考察。同時具備管理和解決危機能力的人才可以大力選拔，反之則應該慎重選拔。（記者 杜軍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