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負弱小、敲詐勒索、言語和肢體傷害……屢屢發生的校園欺凌和校園暴力事件，影響了學生的身心健康和安全，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日前，繼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印發《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之后，教育部聯合中央綜治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部門，針對學生欺凌問題聯合發布《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從有效預防、依法處置、形成合力3個方面，對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提出了要求。

與以往不同，《意見》提出了非常具體的舉措，如“關注學生有無學習成績突然下滑、精神恍惚、情緒反常、無故曠課等異常表現及產生的原因”“禁止學生攜帶管制刀具等危險物品進入學校”“推進校園及周邊地區公共安全視頻監控系統全覆蓋”“對屢教不改、多次實施欺凌和暴力的學生，應登記在案并將其表現記入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必要時轉入專門學校就讀”“依法追究其監護人的法律責任”等。

事前

消除“未成年人不需擔責”的錯誤認識

《意見》提出，針對欺凌、暴力進行全面教育，強調“消除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的錯誤認識”，意在堅決對欺凌、暴力說“不”。

“在施暴者的心中，欺凌行為常常被認為是可以容忍的。”南京師范大學心理健康教育咨詢中心咨詢師裴濤分析，在這種錯誤認知的指導下，欺凌和暴力才會屢見不鮮。《意見》明確，任何情境下以任何形式訴諸暴力，都是不被允許的。只有在中小學生頭腦中樹立“欺凌害人害己”“違紀違法必究”的觀念，才能指導他們正確判斷身邊的欺凌、暴力現象，從根本上瓦解欺凌暴力行為滋生的土壤。

有效遏制校園暴力的發生，“心防”和“人防、物防、技防”同等重要。武漢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程斯輝談道，在學校安全管理中，物防與技防已受到相對的重視，人防問題也有相應的責任制度規定。這次多部門出臺的防治學生欺凌與暴力的《意見》，將學校安全管理視為預防學生欺凌與暴力發生的重要舉措，凸顯了“心防”的重要性。

《意見》強調，要及時掌握學生思想情緒和同學關系狀況，“特別要關注學生有無學習成績突然下滑、精神恍惚、情緒反常、無故曠課等異常表現及產生的原因，對可能的欺凌和暴力行為做到早發現、早預防、早控制”，程斯輝認為，這正是旨在關注師生心理健康安全。此外，應該對學校的優秀學生、貧困生、心困生、留守生給予更多的關注與關愛。

事中

早期發現，監控上下學重要時段與路段

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常務副主任范國睿認為，每一起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中，施暴者、被施暴者雙方都是受害者。被施暴者一方，身心受到傷害；施暴者一方，人格也會受到傷害。因此，對待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無論是用教育的方法還是法治的方法，根本目的都是為了學生的人格與心靈健康。在應對策略上，應當綜合運用積極教育、早期預警、現場干預、依法懲處、心理疏導等方式。其中，現場干預一環，是不容忽視的。

那么，校園暴力事件正在發生時，應該如何干預呢？

《意見》特別強調了早期發現的重要性，“重點監控學校周邊、學生上下學重要時段、學生途經重點路段，加強對重點青少年群體的動態研判，對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做到早發現、早預防、早控制，對青少年違法犯罪活動預測預警、實時監控、軌跡追蹤及動態管控。”

“早發現，是迅速、妥善應對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基礎和前提。”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耿申認為，學校應聘請專業人員對全體教師和學生家長進行培訓，使教師和家長能夠從學生的行為、情緒、衣著、用品等方面發現卷入欺凌和暴力事件的跡象，及早發現尚處隱秘期的欺凌和暴力現象，并且實施早期干預，將欺凌和暴力遏制于萌芽階段。

范國睿指出：“《意見》要求，在地方和區域層面，建立學校、家庭、社區(村)、公安、司法、媒體等各方面溝通協作機制，真正形成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工作合力。”此舉意在明確多元主體的共同責任，形成合力，不讓欺凌和暴力現象躲過各方的視線。

事后

懲戒教育結合，避免校園暴力擴散成網絡欺凌

《意見》指出，“既做到真情關愛、真誠幫助，力促學生內心感化、行為轉化，又充分發揮教育懲戒措施的威懾作用。”裴濤分析說：“我們要懲戒和杜絕的是欺凌和暴力的行為現象，而不是要討伐和清算一個個迷失自己的孩子。《意見》的出發點是我們始終相信，每個孩子都可以通過教育改正錯誤，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意見》還提到，“對實施欺凌和暴力的學生，要充分了解其行為動機和深層原因，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引導和幫扶，給予其改過機會，避免歧視性對待。”有專家分析，這提示了作為教育管理者，不是要對施暴學生一味批判、恐嚇、全盤否認，而是要幫助他們看到自身行為的不合理之處，理解自己施暴行為的前因后果，并學習用更加健康積極的方式實現合理的目標。這樣才能懲教結合，立德樹人。

面臨日益頻仍的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世界多國都加強了立法等相關懲戒措施。

2002年，挪威政府總理、全國教師協會、各區反欺凌聯盟、全國家長協會和兒童監察員代表共同發表了《反欺凌宣言》，對學生欺凌和暴力實行“零容忍方案”。

2003年，英國政府教育與技能部發布《反欺凌行動憲章》。多數中小學制定了專門針對欺凌的措施。

2013年，日本參議院審議通過《欺凌對策推進基本法案》。

此外，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也都加強立法，通過制定欺凌行為認定標準和嚴懲欺凌行為，遏制校園暴力。

范國睿建議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及民法、刑法相關條款，增加“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等內容，使中小學生承擔欺凌與暴力的相應法律責任。同時，借鑒相關國家的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制度，對于未成年犯罪者，采取非監禁執行，強制其參加一定時間的社區服務；對監護者進行必要的懲戒，以強化其教育、監護之責。

此外，《意見》強調，在報告、宣傳及處置等各環節，要“嚴格保護學生隱私，防止泄露有關學生個人及其家庭的信息”“防止媒體過度渲染報道事件細節，避免學生欺凌和暴力通過網絡新媒體擴散演變為網絡欺凌”。對此，裴濤認為，中小學生遭受欺凌暴力傷害后會進入心理創傷狀態，安全感被破壞，各方面均不穩定。任何疊加的危險，都可能造成更加難以挽回的傷害。必須通過反復確保所處環境的安全穩定，才能逐步恢復正常。因此，隱私保護就顯得格外重要。

“雖然傳播有警示意義，但我們不能泄露孩子的隱私或揭開孩子的傷疤，使他們受到二次傷害。”裴濤說，“無論如何，要將孩子的身心安全與合法權益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