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博物館高級別論壇第四次主題會議上，世界各國博物館館長和專家學者圍繞“與博物館、藏品和文物相關的公共政策制定”主題，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議書的實施”提出了建議。

據了解，196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國通過了首個也是唯一一個關于博物館的國際法律文件，即《博物館人人可及最有效做法建議書》。55年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15年11月就博物館與收藏通過了新的國際建議書。但是，《2015年建議書》與公約不同，其實施完全取決于成員國和博物館專業人士的意愿。為了確保其實施，成員國、博物館專業人士和公眾必須確定如何將《2015年建議書》納入國家法律法規，同時加強與參與國家、區域和國際合作。

全面推廣建議書將多方獲益

“《2015年建議書》涉及博物館與收藏在當地的各方面作用，旨在向成員國提供政策指導方針，為博物館和公共機關在當今世界完成其使命創造有利環境。”巴黎第三大學弗朗索瓦·麥雷斯教授介紹，有數據表明目前全球總量已經超過了8萬個，全球超過100萬訪客的藝術博物館有65家。博物館在世界各地隨處可見，展覽規模、形式、主題和接觸受眾的手段多種多樣，普世性得到彰顯。但學術界面臨的問題是，統計口徑不一造成了數據不完全真實可信，可以預見《2015年建議書》的全面推動，有助于基于真實情況的數據分析與統計。

同樣，對于推廣建議書的意義，彼得大帝博物館副館長朱麗葉·卡皮納也深表贊成。她表示，對于俄羅斯而言，期待高層能夠開發博物館的行業標準，將人員培訓、薪酬等問題一并考慮進去，以此解決年輕人不愿到博物館工作的問題；應該引導年輕學者關注本土的學術研究，而不是一味研究西方博物館學。

中國巴西成建議書推廣典范

“新中國成立后，對歷史文物和藏品進行了全面梳理，很多歷史遺跡和成果被完好地保留在博物館中。”河南省博物院院長、中國博物館協會副主席田凱表示，目前國內文物和藏品管理，十分注重落實建議書的架構和體系，且構成了一個非常完善的法律體系，加之博物館評估、最佳做法評選等活動，在全社會形成了良好的博物館發展氛圍。

“巴西博物館系統2004年建立了網絡，以促進博物館和相關機構合作，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鼓勵國家博物館政策的落實，作為一個聯邦國家，這個系統促進了其他博物館系統的成立，以及各個機構之間開展對話。”巴西博物館學院院長馬塞洛·馬托斯·阿勞喬的分享也讓與會專家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全球建議書推廣任重道遠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部文化遺產司可移動文化遺產和博物館事務處處長冷松表示，博物館有助于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并推動跨文化對話，同時，通過加強教育、參與經濟維度以及增加社會凝聚力，可以促進博物館承擔新的社會角色。目前，建議書推行的最大挑戰在于，由于建議書不具備法律強制執行效力，其實施依賴于各個博物館的反應，“它需要有一個具有堅強意志的政策制定者”。即從國家的頂層設計層面推動文化發展，推動這些重要決策從規律法規層面，變為執行層面的具體舉措。

康明斯透露，根據《教科文組織組織法》，成員國關于實施《2015年建議書》的報告將每四年提交大會一次，預計各成員國的首次實施情況報告將于2018年遞交，屆時，再進行數據的統計匯總和分析，將為博物館藏品和文物的保護工作提供豐富的數據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