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晚高峰》報道，三集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可以說是近年來繼《舌尖上的中國》之后紀錄片界的“爆款”。這部講述紫禁城殿堂級文物修復技師們日常工作和生活狀態的紀錄片，在電視上播出后隨即火遍網絡，在平均用戶不足20歲的彈幕網站至今長紅不衰。

近日，故宮博物院宣布，將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搬上大熒幕，同名電影將于12月公映。紀錄片翻拍成電影究竟有何不同？一部有口碑的紀錄片能否抵得過同期上映的商業巨制和進口大片？你，會為它買單嗎？

這是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它紀錄了紫禁城書畫、青銅器、宮廷鐘表、木器、陶瓷、漆器等領域的稀世珍寶的修復過程，用鏡頭講述著背后這些殿 堂級的文物修復者們的工作和生活。紀錄片在央視播出，卻在網絡走紅，被年輕人們鐘愛。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說，把紀錄片搬上大銀幕，是希望展現這種大國 “工匠精神”。

單霽翔說：“雖然電影片沒有紀錄片時間更長，但是它濃縮了以后更加緊湊，也使博大精深的我們故宮文化，豐富多彩的藏品的內涵，特別是我們默默無 聞的，伴隨著這些文物藏品，渡過無數的春夏秋冬的這些我們的專家學者，通過這樣的一個組合，能夠更真實的，也更生動的呈獻給觀眾。”

電影《我在故宮修文物》時長105分鐘，將描繪兩代文物修復師間彼此尊敬的感情。主創團隊介紹，電影并不是原本劇集的濃縮版，其中既有新拍的鏡 頭，也有此前沒有出現在紀錄片中的鏡頭。影片會去掉所有旁白，但保留故宮文化的氣質。不過從檔期看，這部紀錄電影將與張藝謀執導的魔幻電影《長城》以及進 口大片《俠盜一號：星球大戰外傳》等強敵正面交鋒。無論從排片還是票房上，勝算實在不大。導演蕭寒告訴記者，票房上沒有大的奢望。他說：“我們特別不怕， 我們有自知之明，我們一定是個小體量的片子，人家是多少個億的那種大制作，我們可能只是幾百萬的小制作，我們只是希望有我們，可以給我們的一點空間。我們 沒有抱什么太大的奢求，如果有更好的一個關注，那就是驚喜。”

這并不是蕭寒第一次執導紀錄片。去年他導演的紀錄片《喜馬拉雅天梯》斬獲多項國內外大獎，但票房成績僅過千萬。今年初由美食文化紀錄片《舌尖上 的中國》翻拍成的愛情電影《舌尖上的新年》評分雖不低，票房卻只有不到200萬。而由陸川導演的動物紀錄片《我們誕生在中國》溫情滿滿，雖刷新中國電影紀 錄片票房記錄，數據卻也不到7000萬，比不上一般有明星參與的商業大片。根據藝恩數據，一直以來紀錄片票房就不令人滿意，票房過3000萬已經非常不容 易。藝恩創始人、副總裁侯濤認為，如果橫向比較，紀錄片仍是小眾細分市場，但其發展正進入快車道。他表示，隨著整個電影市場的成熟和完善，紀錄片也進入了 一個相對比較快的、優質的發展期。有部分人群對紀錄片還是很喜歡和喜愛的。有些比較大的影院和院線也對紀錄片電影給了特別的支持，不一定完全看到票房產出 本身。強調紀錄片的元素怎樣跟電影的元素去做主動的融合。

和高人氣綜藝節目頻頻轉戰大銀幕相似，《我在故宮修文物》和《舌尖上的中國》紀錄片也都擁有各自固定的粉絲基礎。近些年綜藝大電影在票房高企的 同時，也越來越多地遭遇了“圈錢”、“沒誠意”等質疑。而紀錄電影需要解決的，則是如何營銷和吸引觀眾走進影院的問題。侯濤認為，一些紀錄片在啟用明星說 旁白，但最重要的，還是如何講好故事。

侯濤表示，之前很多紀錄片，不會特別重視做故事，它是還原事物的一些過程，但你去看陸川那個電影，他加入了這么多故事的元素，他給每個動物取了個名字。它有三五個故事穿插在其中，這就是電影的元素穿插其中。

導演蕭寒告訴記者，將《我在故宮修文物》做成電影版，一是為了回應粉絲的期待，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讓紀錄片作為一個真正的電影類型走進中國市 場。中國傳媒大學紀錄片中心主任何蘇六表示，受娛樂化影響，近年來紀錄片的發展空間被大大擠占。在受眾心理上，很多人也覺得難以靜下心來欣賞紀錄片這種較 嚴肅的題材。但受眾的理性正在回歸，電影市場也需要多樣化的存在。

何蘇六表示，紀錄片也可以做得非常好看，其實紀錄片沒有必要非得跟商業電影去做一個票房上的競爭。紀錄電影的票房還是會有它的一些點，這個點大 家可能還沒有找準，包括檔期、題材、敘事形態。我覺得電影院里面肯定也要多樣化，遲早會補足這一塊，這樣可能電影市場生態才比較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