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大城市應有大胸懷大思量）

近幾年來，關于共享經濟是什么，為什么以及怎么樣發展共享經濟的討論有很多。雖不乏洞見與宏論，但坦白講，也充斥著各種不準確甚至誤導性的觀點。相關評述散見報端，改日再做梳理，暫且按下不表，這里只表達一個在討論中鮮被明言的基本觀點，即大城市應更多承擔發展共享經濟的責任。

兩百多年前，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提出了“市場規模決定分工程度”的觀點。道理并不復雜，稍有點城鄉生活經驗的人都會發現，同樣是吃早點，在農村的話，你只能自己做或到親戚家、鄰居家蹭飯，因為沒人賣早點，但在城市里，早點攤隨處可見，因為在一個1000萬人口的城市，哪怕只有1%的人有這需求，就足夠吸引一群人一大早起來專門為別人做早點。

共享經濟是一種高度依賴人口密度的城市經濟。為什么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能夠為上百萬網約車司機提供就業機會，為什么在中小城市和廣大鄉村，共享經濟火不起來？除了大城市巨大的出行市場外，高密度帶來的“網絡效應”功不可沒。因此，在對待諸如網約車這類共享經濟時，大城市不能像對待低端制造業、商貿和物流業那樣，只是簡單地把它們趕出去。因為后者出了大城市還有的可活，而共享經濟出了大城市就會由于市場不夠大、網絡效應無法有效發揮，而被挪得大傷元氣甚至被挪死。換句話說，將共享經濟趕出大城市，相應的經濟活動和就業崗位是滅失了，而不是轉移了。

很多人說，網約車創造的就業機會大都被“外地人”拿走了，交通擁堵成本卻要由城市來承擔，更何況當地政府還收不著什么稅，很不劃算。毋庸諱言，每個城市都可以而且應該有自己的一本賬，但精打細算的前提是要會算、能算。目前這種高估成本、低估甚至忽略很多顯在和潛在收益的算法，顯然不是會算、能算之人應有的表現。

更重要的是，當一個城市的行為存在較大外部性的時候，理應再算算大賬。目前，我國農村戶籍人口8億多，農村常住人口6億多，如何讓更多人有序進城，是件繞不過去的大事，做好了是天大的機會，做不好就是巨大的包袱。另一個嚴峻的現實是，研究表明，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40%左右是由城鄉差距造成的。因此，大城市大力發展共享經濟這類只有依托于它才能發展起來的經濟形態，并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是更好履行大城市使命和責任的重要體現。事實上，國外的經驗也確實表明，城市人口聚集程度極高的國家，城鄉收入差距往往不大。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很好，但讓誰的生活更美好，更美好的生活是什么，城市如何才能做到讓生活更美好？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我們這個尚有幾億人口等待進城的國家要認真思考的大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共享經濟為我們開辟了一條通路，通過為先進城者提供更便利、舒適和低成本的生活，為后來者提供有城可進、有事可干的機會，讓城市閃耀密度之美，讓人們獲得共享之利，真正實現人聚城興、城興人聚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