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網絡上王健林金句和馬云的段子引起小伙伴們的狂發與膜拜。

王健林：“先定一個能達到的小目標，比方說我先掙它一個億”。

你知道一個普通人得以什么樣的速度才能達到馬云1500億(據說現在早已更新)：一天中獎500萬，需三萬天才能攢夠1500億，大約是82年的時間，每天一睜眼就中獎500萬，還得不交稅!

就是這么兩個中國壕，恨不得成為全面偶像。

“富翁”康生

可是，“文革”小組成員之一的康生，你可知他曾經多么“富可敵國”嗎?早在1980年康生死后，故宮博物院在景山公園舉辦了一次私人收藏的內部展覽會，其中有康生的收藏，純樸的中國人民被康生的收藏嚇呆了，富翁康生的名號甚至傳至日本。

究竟是多么大的數量，讓人們的訝異程度不差于對今天的王健林和馬云。

康生到底“占有”過多少文物?

“自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處三十二次，竊取圖書一萬二千零八十冊，竊取文物一千一百零二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圖書，有兩千多年前的青銅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硯、碑帖、書畫和印章，還有三十萬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珍品，有的還是絕無僅有的國寶。”這就是康生在五年時間內迅速“積累”起來的收藏。

傳聞，康生在北京小石橋胡同的住宅里可謂是“金屋藏寶”，甚至是富可敵國，而這個小宅院的原主人就是晚清巨富盛宣懷。

在康生死后，有關部門曾經也統計過康生所占有的古籍和文物一共價值多少，均按照當時國內市場最低估價，其中康生占有的古籍要8.6萬元，康生出了2300元“購買”;侵吞的文物需要7.4萬元，康生出了252元“購買”。

而那時甚至連個1角的硬幣都還沒有發行，只有1分、2分、5分的面值;再來換算一下，一個普通的鑄造工在60年代末的月工資平均只有20元，16萬是需要差不多600年的時間才能攢夠!簡直是碾壓今天的王健林和馬云!

另外一個權威出版書中的著錄也是作證康生收藏數量之大的證據。

吳希賢編輯的《歷代珍惜版本經眼圖錄》中，共收錄51種宋金元版本，康生鈴印的有17種;179種明代刻本中，康生鈴印的有97種;60種清代刻本中，康生鈴印的有23種。除去一些醫學書籍中康生沒有鑒藏過，其他50%的書籍都曾經被康生占有過。

康生所“占有”古籍及文物不完全目錄

雅昌藝術網也查閱了目前網絡中出現的有過康生鈴印的文物，并摘取了其中最為重量級的文物名錄，制作了一份康生“鑒藏”過的文物名單，尤愛藏書的康生真可稱之為“大家”，當然是數量之大，而非品格之大。

尤為關注的是，就像乾隆喜歡在明字畫上蓋戳一樣，康生在其藏書中也有留戳的習慣，大抵有“康生”、“康生之章”、“康生之印”、“大公無私”等，并且在其中自己喜歡的版本中題識，如在明刻本增訂劍俠傳四卷中，就曾有“康生看過”的題識。

　　宋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遺文》

中貿圣佳2016年秋拍中，康生舊藏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遺文一卷中就有其題跋：

宋刊朱校昌黎集，據王伯大序言云，刊于宋寶慶三年，予存宋刊本一部，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此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系另一宋別本，字體、刻工俱佳，惜只存一冊矣。

字里行間透露出，這套宋刻本的珍貴之處，以及康生對于古籍的鐘愛。

當然，作為在古籍收藏中造詣頗深的專家，康生并不僅限于看看，康生舊藏明版《醒世恒言》，后來贈送給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一田家英，此版本世間只存有4部，康生占有的這部，來源極有可能是解放初期敵偽收繳品，其中這部是衍慶堂39卷本，共20冊，康生讓人仔細的把這本書的每一頁都托裱、內加襯紙，重新裝訂，其中還有一些有缺頁的部分，一律都用染紙配補，康生親自來校訂。在第一冊中，康生用自創的“康體”補了其中的118字，但是后來因為和書中仿宋體的刻本不匹配，從第三卷開始，康生以筆代刀，寫木刻字，后來統計得知，康生一共為這部書增補了70多處，大約有3600多字。

這樣的列子還有很多，至于康生與傅杰之間的恩怨，以及和后來被抄家的文化大家們的糾葛，大抵都是出自于這緣故，后來這些藏書大家的書籍都曾經被康生占有過。研究紅樓夢的“紅學家”俞平伯舊藏程甲本《紅樓夢》就是其中的一個寫照。

注：程甲本《紅樓夢》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偉元和高鶚將《紅樓夢》前80回與后40回合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以木活字排印出來，書名為《紅樓夢》，通稱為“程甲本”，是紅樓夢最早的刊本。

歸還回來的程甲本《紅樓夢》中的康生鈴印

俞平伯舊藏的這套程甲本《紅樓夢》其實是一套殘本，是文化大家鄭振鐸贈送給俞平伯，但是在“文革”期間被抄家，在離開俞平伯時，這套殘本的原有“周氏家藏”的鈴印，在被康生劫走，20年后才得以歸還的珍貴書籍中，就赫然留著“康生”的鈴印。

這就是文物盜賊康生的“發家史”中的冰山一角，其實早在“文革”開始之前，康生就已經是北京榮寶齋的常客，“藻玉堂書店”的創始人王子霖的日記中，也可以一探。

以下摘抄自王子霖1962年-1963年間的日記：

1962年11月18日半陰

康生代寫送來舊高麗箋橫幅“敏求”二字，琴條一幅。此兩幅書均是鼓勵之詞，良可勉之。橫幅左手篆文，琴條章草，均絕精者。曹軼歐諄諄相囑：“送你的。”但是不敢自驕，自私。如非素邀見愛，而不會得此墨寶者。擬以一懸書室，一自藏之

1963年7月2日

上午，康生來，言要的書還賬，不要的退還。當退還《南宋傳》二冊等，并說《異史》兩本都看過，究竟還是《異史》較早，文字也未刪掉，但是鑄雪本已經制版，耗費不少錢，用原鑄雪本后加校正就行了，并且相差也不多。

1963年7月23日

康生攜夫人曹軼歐來……還了《天津書碑史料》款十八余元。

1963年12月28日

上午康生來，送還《古籀編》，還了《兵鏡備考》一書賬……

等等，諸如這樣的流水賬式的日記，王子霖記錄了很多，后來“文化大革命”爆發，康生逐漸把重心轉移到北京市文管處，現在看來一是看不上琉璃廠的東西，二來則是對于這些查抄文物的垂涎。

但是，康生為何這般鐘愛藏書?

有人把康生稱作為“雅盜”，雖然通過各種不切合實際的強制性理由，康生從文管處甚至是故宮“借走”了多件文物，但是在康生死后，他刻有一枚“交公”的印章，在他所收藏過的文物中都加蓋了，一件不留，全部交公，但后來鑒于政治原因，在故宮舉行的私人收藏展覽中，這批文物又被稱之為“收繳”。

康生鈴印

康生，這是何為?難道早已參透“過眼云煙”?

費盡心思劫來的文物，把玩過后，全部交公，這遠比《蘭亭序》陪葬唐太宗等顯得“大公無私”，這枚“大公無私”的印章還是康生的印章之一。

出生于書香世家的康生，在幼年的時候就開始接觸到文藝作品，尤其擅長中國傳統書法、中國畫以及收藏。除此之外，康生的家族還是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他的祖父是貢生，這是在科舉時代中獻給皇帝的備選人才，康生就是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中。后來康生就讀的是青島禮賢學校，這是一所后來持續時間最長的教會中學，所秉承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康生在這所學校學習了三年之久。

這樣的時代環境下，康生的家庭無疑是他日后鐘愛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地，同時也養成了康生的驕傲。

康生在宋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遺文一卷中的題跋

一生被尊稱為“康老”的康生在看到“郭老”郭沫若的書法時，曾經說道：

郭沫若那字，也叫書法?我夾根木棍也比他寫得強!

今天很多人都說，康生的驕傲和自尊絕對是有資本的，人品不高，但是書法造詣確是頗深，且自成一體。

也正是這樣的傳統文化的自覺，使得康生在對于珍貴書籍以及文物的態度上，和他的政治態度是完全不同的，今天為止，沒有一條資料證明康生曾經有破壞文物的記錄，但留下來最多的就是康生鑒賞過的印章痕跡，或許在康生看來，這樣就如乾隆皇帝一般，即為擁有。

宋刻本《戰國策》 存二卷

在即將上拍的這套宋刻本《戰國策》十卷也曾經是康生的舊藏，同時更是乾隆皇帝御用藏書“天祿琳瑯”的舊藏，我們尤其關注了其中的遞藏鈴印，具體情況如下：

著錄于《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后編》，書上鈴印有：“明浙江都指揮萬表民望書籍”、“鳳陽萬氏忠節世家記”、“荊筠山人”、“就李愛荊汪繼美珍藏”、“汪繼美印”、“愛荊永藏”等，另外五卷端有“筠居子”朱文方印一枚。

每冊前后副葉皆有鈴印“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三璽，正文首葉鈐“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繼鑑”二璽,末葉鈐“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琳瑯”二璽。

在這套宋刻本《戰國策》尚未進入清宮之前，經由明代武進士萬表、項元汴好友汪繼美、藏書名家季振宜等人收藏，一直到最后一位季振宜死后，伴隨他的其他藏品一同歸于清內府。這才收歸到《天祿琳瑯》中。

宣統年間賞賜給傅杰，從此流失海外，這一部分的鈴印有：“于懷”白文、“蓮客讀本”朱文、“歸公”朱文、“康生”白文、“戊戌人”朱文、“鄧拓”白文、“鄧拓珍藏”朱文，流傳有緒，出宮后先是東北地區的收藏名家于懷，文革期間，歸康生舊藏，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鈴印中還沒有“鄧拓”鈴印，一直在上世紀80年代退換民間之后，2016年再次現身之后，才發現“鄧拓”鈴印。

康生鈴印出現在9200萬的宋克臨《急就章》中

可以說，天祿琳瑯舊藏宋刻本《戰國策》在康生的手中，時間并不是特別的長，作為古籍的鑒藏者，看到其中的名家遞藏的鈴印，康生不會不知這宋刻本的珍貴，值得一提的是，這套《戰國策》是由宋曾鞏訂補，在中國嘉德2016年春拍中，宋克臨《急就章》并諸家題跋中，以9200萬元成功拍出，其中也有“康生”的鈴印。

包括筆者所統計的康生舊藏書籍及文物中，有標注的都是曾經出現在拍賣場中，并且都以較高的價格拍出。其中也極具代表性的就是在廣東崇正2016年春拍中，谷牧舊藏清嘉慶萊子侯拓片中，康生的題跋遍布其中，最終以2070萬元的價格成交。

“是鬼不是人”的康生，最終被移除八寶山革命公墓，但是“康生”鈴印卻遍布他曾經占有的古籍中，無法移除，等著后來者們再做定論。

最后，再來簡單的說說“天祿琳瑯”。

“天祿琳瑯”這四個字是乾隆宮廷珍貴藏書的統稱，其實就與“石渠寶笈”一個意思，只不過前者是藏書，或者是收藏畫罷了。

　　天祿琳瑯為乾隆皇帝御筆親題

乾隆皇帝作為書畫收藏的愛好者，對于古籍善本的鐘愛一點不少于畫，“石渠寶笈”和“天祿琳瑯”兩部中國古代書畫與古籍善本的著錄均是開始于乾隆九年。和“石渠寶笈”所同步的是，“天祿琳瑯”前后也是經歷了三次的編撰。

“‘石渠寶笈初編’編撰于乾隆九年至十年，共44卷。’石渠寶笈續編’編撰于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共40冊。’石渠寶笈三編’嘉慶二十年編撰，共28函，112冊。三次編纂共收錄書畫作品萬余件，編纂體例并無太大變化，按照名稱、作者、貯藏地等相關信息進行收錄。

嚴格的來講，“天祿琳瑯”藏書應該是乾嘉兩朝的共同努力。“天祿琳瑯”的御筆是來自于乾隆皇帝，乾隆四年二月，他親筆題寫“天祿琳瑯”的匾額和聯句。乾隆九年，正式下旨清點宮中藏書，又選擇其中宋元明本中的善本，移儲于乾清宮東側的昭仁殿中。到了乾隆四十年，弘歷便命于敏中、彭元瑞等人，為這批藏書編成了一部目錄——‘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十卷，并收入《四庫全書》之中。

只是“天祿琳瑯”藏書的命運多舛，嘉慶二年，清乾隆的一場大火讓這些皇家藏書付之一炬。“乾清宮發生火災，殃及東側的昭仁殿，收藏在這里的所有“天祿琳瑯”輯錄的古籍在大火中悉數被毀。這令當時的乾隆太上皇非常痛心，于是他下旨重修昭仁殿，編成“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后編”。該書目共20卷，收錄善本書664部，其中宋版241部、178種”。

對于拍賣市場而言，目前，“天祿琳瑯”著錄藏書的出現不超過30冊，極為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