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毫無懸念地,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再次向全黨、全國人民重申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決心,只是在這個時候、這個階段“全面從嚴治黨”有了更深刻的內涵,也有了更現實的依托。

六中全會首先對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的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堅定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集中整飭黨風,嚴厲懲治腐敗,凈化黨內政治生態,黨內政治生活展現新氣象,贏得了黨心民心,為開創黨和國家事業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證”。

這樣的評價無疑是非常中肯的。可以說,反腐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政治最大的看點和最大的亮點,從打“虎”到拍“蠅”,從嚴肅國法到嚴明黨紀,新一屆領導集體向黨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但是隨著反腐時間的拉長,成績的積累,“風暴論”“政治斗爭論”等各種奇怪的論調也在干擾著人們的視線,消解著人們對從嚴治黨的信心。這些論調似乎在向人們暗示,反腐不過是一陣風,三兩年就會過去,過去了一切都會照舊。

然而,這種可笑的論調已經被現實擊得粉碎。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如果說開始時我們還不能看清楚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決心、意圖和走向的話,那么,隨著時間的拉長,空間的拉大,我們已經越來越清晰地看到,全面從嚴治黨絕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更不是出于偏私的考慮,而是一次方向明確、目標清晰,有步驟、有計劃、有部署、有實施的戰略。在全面從嚴治黨這個問題上,中央鴻篇巨制,正在下一盤很大的棋。

為了看清這盤棋,我們把時間拉回去幾年,從劉鐵男到劉志軍,從周永康到徐才厚,從蘇榮到令計劃、從秘書幫的覆滅到山西政壇的塌方,一個個反腐大案如同一幕幕驚險系列劇看得人驚心動魄,也給腐敗分子們形成了強烈的震懾,一時之間,不敢腐的心態似乎已經形成。但是全面從嚴治黨,不敢腐只是第一步,而且由于不敢腐是一種被動的心態,一旦條件合適,腐敗還會固態復萌。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一次次地提醒我們:反腐只是從嚴治黨的一部分,真正的從嚴治黨必須形成不能腐、不愿腐的良好政治生態。而王歧山同志“治標要為治本贏得時間”說法同樣也引起了人們的廣泛深思。

于是全面從嚴治黨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從國法到黨紀,把紀律挺在法律的前面,以紀律嚴格要求、關心保護黨員領導干部。領導干部的腐敗往往從小錯開始,違法也往往從違紀開始。強調紀律和規矩就是要為腐敗行為加設一道更嚴的防線。王歧山同志指出,“黨紀”與“國法”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混同,黨紀要嚴于國法。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2015年,《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重新修訂并印發。修訂以后的黨紀突出了一個“嚴”字,條例把紀律與法律分開,體現了黨紀嚴于國法,同時條例為黨員和領導干部劃定了紅線,明確了六類“負面清單”,并把政治紀律列六大紀律之首,“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等情形被明令禁止。

紀律建設之后是思想建設。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強化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性。明確提出“黨要管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并提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

1949年3月,中國革命即將勝利。毛澤東同志率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前往北京時,曾深刻地指出,我們是去進京趕考,應當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來。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重上西柏坡,面對故地,再次深刻指出,六十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

全面從嚴治黨是我們黨經受“四大考驗”、克服“四種危險”的最有力的武器,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所以,全面從嚴治黨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