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性”和“介入性”應該是中國當代藝術的兩個指向，但在時下，相對于“介入性”各種變體的發展來講，“超越性”的缺失是亟須提醒的問題。列舉它被遮蔽的原因，所造成的對諸多藝術現象的或遮蔽，或拔高，從而引起從業者和旁觀者的警覺。

19世紀中葉以來，國家危亡的遭遇，對“民族國家”確立的期待，列強侵略的痛楚，藝術服務對象的明確，對“現代”的憧憬與期待，乃至強國富民的迫切感等等，均使“美術”（以及各種藝術門類）轉向“現實，自動或者被迫的“工具化”，使“超越性”成為一個懸置的問題。

從“美術改良說”到“美術革命說”，再到徐悲鴻對于“寫實主義”的強調以及與“現代主義”的爭論，“國畫”一詞的出現以及“國畫家”的艱難探索，新興版畫運動（亦包括隨著印刷業發展而興起的漫畫創作）的如火如荼，倏然由為寺廟、陵墓服務的傳統雕塑轉為指向現實的中國現代雕塑的出現。20世紀上半葉，各個門類的視覺藝術家均有一大部分在尋找一個“路徑”——藝術介入外在現實之路徑。在如此國民慘痛遭遇之際，愛國志士乃思自身化為槍林彈雨射向侵略者，何況藝術創作哉？

1949年建國后，服務對象的明確，服務意識的強調，在改革開放之前，藝術家的“超越性”追求多被歸類為“小資情調”、“風花雪月”、“封建迷信”等等，并將藝術傾向與陣營相連接，此時，再談“超越性”已經不僅是一個藝術問題。

1980年代之后，起初對于“現代”的癡迷，此后對“后現代”的推崇，再到時下對“當代”的討論，其實都潛藏著一種時間的緊迫感，對“進化”最高層級的向往，一直潛藏于藝術家的創作之中。這既源自對平等“對話”的渴望，也源自百余年來一直處于“學徒”地位的自卑心理。追趕超GDP增長指數的心態在藝術界并不乏見。

忽視“超越性”遮蔽了什么？

“藝術語言”問題的被忽視。背后是對“藝術本體”的無視。“語言”相對于“題材”、“立場”而言，變得好像不太重要。

如果細致梳理中國當代藝術史，從吳冠中對“形式美”重要性的提出，到“85美術新潮”藝術家在語言層面的探索（比如浙江美術學院張培力、耿建翌有意識“平涂”，以對抗“傷痕美術”藝術家的蘇聯、法國繪畫技法傳承），乃至到1990年代的“政治波普”藝術家的語言特質（比如張曉剛這段時期繪畫語言特征的轉變），以及新媒體藝術、裝置藝術、攝影、行為藝術等等，都可以發現“語言”一直是困擾、促成藝術家創作的一個最敏感，也最具挑戰性的命題。更毋論中國抽象藝術家的持續探索，實驗水墨藝術家融合中西，現在看來并不十分成功的努力。

時下，當代藝術家的“藝術語言探索”已經彌漫出視覺語言層面，或者抽象藝術領域，已經成為“主體”自我呈現的一種方式。“物質性”、“身體在場”被反復提及，兩者緊密的咬合關系也已經建立。如果此時不把這樣一種探索進行充分展現，可能是我們的失職。

在當代藝術領域，藝術家也需要表態，通過藝術作品進行言說，表達自己的文化批判性和前衛性。“表態”是藝術家藝術立場、思考狀態的呈現，也是藝術家獲得“前衛”身份的必備條件。筆者質疑的是，當“表態”變成一種身份獲得的籌碼的時候，這種表態已經變得無足輕重，只是名利場的賭注、噱頭，和出身鑒定、血親認祖沒有任何區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商業利益充斥的當代藝術領域里，這種表態成了獲得經濟成功的途徑，以及故作姿態而全然沒有實質內涵的“前衛”藝術家的一部分，有點類似激憤的小丑，做著文化巨人的美夢。

強調文化多元、突出身份差異、對時下全球格局進行后殖民主義分析……這些姿態都具有背離現實、反思現實的正確性。但在藝術領域，判斷這種正確性的基礎是什么？是不是僅有一種姿態就夠了？批評家是不是看到一種反叛的姿態，就要贊譽有加？在當代藝術領域，對現實社會的反判姿態已經具有一種無法討論的“正確性”，對這種姿態的質疑仿佛就是和主流的合謀，但是我要質疑的是，如果一種沒有立場的“反叛”淪落為“時尚”和投機取巧的“捷徑”以后，它的針對性是什么？批判性何在？在我看來，這些偽前衛藝術家是在用貌似鮮血的紅顏料使自己在前衛藝術領域“紅光亮”。

“僅作為表態的前衛性”之所以成為可能，在于許多藝術家僅將“前衛”視為一種表態，而這種表態和自己的立足點卻了無關系，前衛成為一種可以標榜的身份，一種貌似叛逆的、言不由衷的站位。與“傳統”的簡單對立和盲目逃離，不見得就是“前衛”，缺少現實批判性的“前衛”，就像射出去的無靶之箭，看似極具穿刺性，實則輕歌曼舞，毫無用處。

盡管在現實情況下，各類“他者”的現實權利并沒有實質性的增長。但以“他者”為立足點的各類藝術創作卻在藝術領域有了獨特的地位。一方面，進行此類創作的部分藝術家，或者放大自己的真實邊緣狀態，或者已經金銀滿屋、名車豪宅，依然標榜自己的邊緣狀態，并基于此進行創作。另一方面，以“他者”為處理對象的一部分藝術創作僅將選擇“他者”視為一種策略，作為自己進軍當代美術界的利器，于是，只有邊緣人群成為被選擇的對象，唯有血腥暴力成為吸引眼球的誘餌，第三世界反而成為國際展覽的“主角”。在這樣的正確性中，作品的藝術性無人問津，藝術評價標準成為“題材決定論”的時下變體，藝術作品則淪為理論的注腳，“他者”權利在藝術領域被虛擬的無限擴張。

自文藝復興以來，“藝術家”這個稱呼開始在歐洲獲得獨立身份，經歷過現代主義的“藝術英雄”階段，“藝術家”獲得更加自由的空間，強調“藝術自律”的現代主義藝術史無疑慢慢將這些藝術家奉上了神壇。從尼采說“上帝死了！”之后，藝術家在某種程度上侵占了神壇的一角。盡管在中世紀以及以前，他們更多是為神壇服務的奴婢。

但有兩個問題一直是中國當代藝術的軟肋：藝術家主體性的自我建構；中國當代藝術語言的獨立性。

在電子媒體時代，繪畫存在的空間愈加狹小，這可能是一種悲哀，但如果運用好這個狹小的空間所給出的“局限性”，或許能帶給畫家更多的創作可能性。面對“圖像”的壓力，如何面對現實？如何面對虛擬？好像都不再是單級的問題。具體的創作縫隙要由畫家來尋找，擴大，并實現為具體的作品。“破圖”不失為一種選擇，“集合”其成果便可以呈現一代畫家的努力軌跡。（劉禮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