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備受輿論關注的馮志明案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市中級法院公開宣判。

在官方通報中，馮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黨委委員、副局長；但在公共輿論場上，他作為“呼格案”專案組組長的身份被更多強調。雖然在馮所獲受賄、貪污、巨額財產來源不明、非法持有槍支和彈藥等四罪中，無一與“呼格案”有關，但人們仍愿意相信馮的落馬和獲刑是“善惡終有報”的結果。

這一體現了樸素正義的邏輯背后，照見的是現實與法治的距離：假設不是“呼格案”曝光，馮志明的受賄、貪污等犯罪會不會被掩藏？而反過來，假設馮志明沒有受賄、貪污等行為，對“呼格案”的究責是否就無法觸及馮分毫？

如果這是一場對警察的考試，也許絕大多數警察都會回答：應該追究。可是在司法實踐中，這一答案會否成為所有警察的行動指南？就在馮案宣判的同一天，媒體濃墨重彩披露公安部5個大招規范民警執法，其中就有“考試不過不能辦案”。

會做題當然是必須的，但從會做對題，到會按正確答案去執行，還隔著好多個“呼格案”。

如果我們從上至下強調“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證其罪”，那么就有必要對由來已久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辦案思路進行反思。

我們其實并不缺正確答案。幾天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印發《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意見》明確：完善訊問制度，防止刑訊逼供，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而同一時間，《關于深化公安執法規范化建設的意見》出臺，包括已多次被重申的“建立多項工作機制，嚴防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

這些都是標準答案，我們已然不缺標準答案。問題是，當某些公安司法人員不按標準答案執法、司法時，怎么辦？

最近有一篇報道稱，“張獻忠沉銀遭家族式盜掘，文物販零口供或重罰”。報道援引了一名承辦該案的警官對記者的話：雖然是“零口供”,但并不影響證據鏈的完整性。只要事實清楚,犯罪嫌疑人還試圖隱瞞犯罪事實的,也將依法受到法律制裁,或加重處罰。

一面是從上至下強調“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就意味著，哪怕嫌疑人“零口供”，也不能因此“加重處罰”，因為證明嫌疑人有罪的責任在控方。看來，由來已久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還在起作用，“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證其罪”的理念還沒有深入部分基層民警的內心。

保障嚴格依法的，除了讓“標準答案”廣為人知之外，關鍵還在權責相匹配的責任機制。光讓一線執法人員知道“標準答案”還不夠，還要讓他們真切地知道，不按標準答案執行，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這法律責任，不該是“馮志明案”式的“事發于東，獲罪于西”，連帶發現的犯罪都應追究，但冤案責任不能神隱于其他犯罪之后。有效追責，才是對司法公正的真正大考。答對了這道題，公安司法人員知曉了標準答案，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