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十一”長假后的一周，人們茶余飯后最常聊到的話題之一，恐怕就是北上廣深及不少二三線城市剛剛密集出臺的網約車管理征求意見稿。相較于此前7月份終于靴子落地的網約車合法化，這次被媒體總結為“京人京車”“滬籍滬牌”等地方新政，顯然其中條件的嚴格與許多人的預期不盡一致。

不過，這樣的場景對于網約車來說并不陌生。頂著共享經濟的光環，互聯網業的跨界“打劫”帶來了傳統行業的顛覆效應和資本的大量涌入，但這種創新也給監管帶來了新的難題。

從世界范圍來看，中國一直以來對于網約車等新興業態持有相對寬容的態度，尤其在拿不準其未來的發展和影響時，往往會對創新保持一定的政策模糊，以便“讓子彈飛一會兒”。事實證明，網約車給群眾帶來了實實在在的便利，也讓社會空閑資源得以重新組織和優化使用，這為網約車贏來了生存空間。

然而，網約車所介入的畢竟是公共交通行業，當其發展中的負面效應逐漸顯現并放大時，就需要政府的有效監管。此次各地方出臺新政的背景中，“安全”與“擁堵”是出現頻率最高的兩個關鍵詞。一方面，網約車司機數量急劇膨脹，行業惡性事件開始頻頻見諸報端，人們心中權衡便利與安全的天平正在漸漸傾向后者；另一方面，在一線大城市已近飽和的道路交通條件下，有城市數據顯示，近兩年擁堵程度的增加與網約車的發展呈現正相關，這在分城施策時是不可能不考慮的因素。加之此前資本大戰時燒錢補貼的紅利期結束，行業也已趨向壟斷的態勢，顯然這不再是一個該不該監管的問題，而是一個該如何監管的問題。

不必諱言，對于共享經濟等新興業態的公共政策選擇，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政府，如今都還處在通過社會各方辯論以尋求共識的摸索階段，而這就不免有相互對立的意見，甚至有些意見還相當激烈。那么，這些爭議與質疑是好事還是壞事？從這些年的發展來看，應該肯定是好事。經過一番爭論我們才會看到，往往許多表面上的小疙瘩，深入進去就會發現其中原來包含著復雜的矛盾。如今利益更加多元化的社會里，許多事不打開門來問問利益相關方的意見，就無法全面了解個中情況。

一次經得起推敲的立法或公共政策制定，往往是集思廣益的結果，而廣泛的表達意見本身也是各群體之間尋找最大公約數的過程。任何一個務實的政策制定者都明白，每項政策的出臺往往很難讓相關群體的利益訴求得到全部滿足。盡管訴求有差異，但利益總有交集，這就為坐下來有話好好說提供了基礎。

對于網約車來說，既要統籌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又要平衡公眾當前利益和行業長遠發展，還要提升城市公交供給水平和服務水平，沒有一個把各自意見都擺上臺面讓大家評評理的機會，任何一個群體都難免成為局限于自己視野的“井底之蛙”。反過來說，當所有人都把意見拿出來了，政策的突破口可能也就隱藏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