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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沒有覺得缺兒科醫生，缺兒科用藥這么嚴重。但是，近年來這個問題越發突出了。為什么？值得深思。我覺得這不是醫學問題。”中國工程院院士李連達說。

他是在近日召開的首屆兒童安全用藥傳播與發展大會上做上述表示的。近年來，兒科“缺醫少藥”的問題愈演愈烈，“家長受累、孩子受罪”的困局為全社會所關注。此次大會正是為之把脈、求解。

既缺少“戰士”，又缺少“武器”

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我國兒童人口數為2.3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6.5%。從2010年以來，我國0～14歲人口比例保持平穩，未來受到“二孩政策”的影響，兒童人口數將呈現增長趨勢。

然而，我國綜合醫院兒童門急診量卻一直處于增長態勢。據統計，2007年～2014年間，兒科門急診人次年復合增速達到10.9%，2014年，兒科門急診人次2.6億，占綜合醫院總就診人次的9.1%。

與此同時，兒科醫生和兒童專屬藥品并未同步增長。這使得兒童“看病難”問題日益嚴峻。

中國醫師協會兒科醫師分會會長朱宗涵曾指出，2008年，全國共有兒科醫生6.17萬人，但0～14歲的兒童卻有2.3億，比例約為0.2598個兒科醫生/千兒童。若參照美國1.4558個兒科醫生/千兒童的比例，我國至少還缺20余萬兒科醫生。

“20萬”這一“口徑”至今仍被廣為引用，作為兒科告急的力證。事實上，由于流失在持續，近幾年兒科醫生的缺口還在擴大。

“藥”也不容樂觀。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南方醫藥經濟研究所新近發布的《2016年我國兒童用藥安全調查報告》稱，我國兒童專用藥品批文僅3517條，只占藥品總體批文數量的2%；我國大多數藥品缺少兒童臨床試驗數據，兒童給藥劑量多依據成人劑量，再通過體重換算、體表面積換算、年齡換算等方法來確定。

北京兒童醫院藥劑科主任王曉玲做過一項調查：在全國15家大型兒科醫院的兒科目錄當中共有1098種藥，兒童專用藥品只有45種，占到4%；有兒童用法用量說明書的品種占43%，至少50%的藥品沒有兒童用法用量說明。這迫使藥劑師把片劑碾成粉，再分成適合兒童的劑量。

“20多年前，我到兒童醫院時這樣；20多年后，這個場景仍未改變。”王曉玲有些無奈。她期盼著兒科醫生給孩子治病有藥可用，“不再為沒有‘武器’而擔憂”。

缺醫少藥還滋生了新的問題：用藥安全。調查表明，我國兒童藥物不良反應率為12.5%，是成人的兩倍，新生兒更是達到驚人的4倍。這些數字背后受到傷害的不僅是孩子，也給家庭帶來了災難。最近在微信朋友圈刷屏的小浠諾的故事即是典型。這個5歲聾兒正是用藥不當的受害者。

中國人口宣教中心主任姚宏文說：“盡管一些藥品有小兒適應、謹遵醫囑的提示，但是兒童可用藥少，孩子一旦生病，著急的家長可能會把兒童當成成人的縮小版使用成人藥，從而傷害到兒童的健康，甚至造成兒童終身的悲劇。”

兒科命運“三部曲”

是什么造成了兒科缺醫少藥的窘境？

李連達認為，醫療體制改革一度以商業化為導向，要求醫院自負盈虧，自己養活自己，那么，醫院理性的選擇就是各個科室比著賺錢。和其他科室相比，兒科賺錢最少，麻煩最多，風險最大。在此種情況下，一些醫院就采取了“三部曲”： 一，取消兒科病房，把它分給更賺錢的外科、婦科、內科用，醫院經濟效益更好；二，壓縮兒科診室，把診室和門診大夫轉行到別的科室；三，取消兒科，連門診帶病房一并消失。

“兒科由過去受尊重、受歡迎的專業，變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專業。老的大夫改行了、退休了、退職了，而新生力量又上不來，各醫學院校的學生在選專業的時候都不愿意當兒科大夫。這就造成了今天這種局面。”他說，兒科醫生缺口為20萬，這是不是精確不清楚，但是兒科醫生短缺確是全國性的普遍問題。

“現在，兒童醫院的醫生大部分是帶病工作，在咬牙頂著。這些兒科醫生可以保護兒童的健康，但是，兒科醫生自己的健康誰來保護？我們不能等這批兒科大夫都累垮了，倒在第一線以后再想辦法。”李連達呼吁，有關部門要拿出有效措施來解決兒科醫生的缺口問題。

北京中醫藥大學副校長王偉非常認同李連達的觀點。他說，兒科缺醫少藥是一個表象，背后首先是經濟問題，其次是管理問題。“現在腫瘤科最火，為什么？腫瘤科賺錢，病人多。兒科則不然。按現在的情況，我們很難留住兒科醫生。”

另外，他還強調，現在很多成人藥的說明書非常不規范，只是寫著兒童幾歲到幾歲減量。“這就需要我們的主管部門在研發階段、在審批環節、在流通渠道上嚴格要求，加強管理。”

王曉玲也指出，當前很多藥物缺乏對兒童適應癥的標注，即便那些標注了適應癥的，也有的沒有標注用量，或者沒有標注禁忌。“兒科醫生每天都面臨著超說明書用藥，這是法律與臨床兩難的抉擇。”

把它當成系統工程去做

如果兒科缺醫少藥的情況繼續，那么勢必造成諸多的問題。政府和社會都不可能允許此種情況發生。

全國人大代表、葵花藥業董事局主席關彥斌曾多次在兩會期間提交提案，呼吁對兒科疾病治療和兒童藥品的生產供應與管理給予特別的重視，對兒童用藥給予特殊的地位，予以特殊的管理，不能將其混同于成人用藥。“制定專業標準，在新藥研發、臨床應用等環節予以規范。”

事實上，政府也在積極行動。

國家衛生計生委藥政司副司長張峰說，2014年5月，國家衛計委同發改委、工信部等部委聯合印發了《關于保障兒童用藥的若干意見》，從強化質量監管、推動臨床合理使用、完善藥品臨床監測體系建設、提升綜合保障能力等重點環節部署了一系列保障兒童用藥的具體任務。這是我國關于兒童用藥的首個綜合性指導文件。“實施兩年來，我國兒童用藥保障工作取得了階段性的明顯成效。”

不過，他也明確表示，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中重點是推進形成兒童用藥供應保障工作的新機制。新機制包括：借鑒國際有益經驗和有效做法，完善兒童用藥法規制度建設；推動兒童用藥臨床綜合評價體系建設，挖掘分析兒童用藥的數據，開展臨床應用的綜合評價；進一步協調暢通申報審評的專門通道，繼續研究鼓勵研發申報兒童藥品，加大兒童用藥優先審評審批的力度等。

另外，教育部也已經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兒科醫學人才培養力度，要求38所高水平的醫學院校增加兒科專業研究生招生數量，到2020年，兒科專業研究生在校總規模力爭達到1萬人。此外，將兒科學專業化教育前移，力爭到2020年每省（區、市）至少有1所高校舉辦兒科學本科層次專業教育，促進院校教育與畢業后教育的有效銜接。

李連達則指出，這是一個系統工程，除了政府發力外，企業也要有“為人民服務的觀點，為兒童服務的觀點”。“只有我們的下一代健康成長了，我們國家才能富強，才能富裕，廠家才有錢可賺。”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