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機關出臺的政策文件，往往因表述嚴謹讓群眾覺得“高冷”、不易懂。河南省日前要求，政府機關出臺的“紅頭文件”要配套通俗易懂的語言解讀。即將“官話”翻譯成“白話”，用群眾聽得懂的語言，把群眾關心的事情講清楚。（9月16日新華網）

“紅頭文件”必須嚴謹，不能產生歧義，這是宗旨。但它和通俗易懂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一些“紅頭文件”之所以讓群眾覺得云山霧罩，高高在上而不接地氣，就在于在起草文件者心中，文件是給各部門看的，不是給老百姓看的，老百姓讀懂讀不懂沒有關系，領導怎么說，群眾怎么聽就是了。如果說，在老百姓看不到文件的年代，這種思維還情有可原，那么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黨和政府一再強調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如果“紅頭文件”還是讓人看不懂，則既是水平問題，更是作風問題。

遺憾的是，當前一些機關部門的政策宣傳工作仍習慣于 “紅頭文件一發了事”，不善于對接受對象作更多的換位思考，語言生硬，形式呆板，對政策內容不作解讀，基層群眾很難接受，聽不進去。在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下，政府部門的政策宣傳工作需要創新理念、內容、體裁、形式、方法、手段，都要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

紅頭文件的內容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公共政策，需要直面社會公眾，理應做到文從字順、簡潔明快、邏輯嚴謹、通俗易懂，至少讓中等文化以上程度者起碼能夠看明白。如上世紀40年代中央政府制定的土地改革基本文獻《中國土地法大綱》，被編成快板走村串戶進行廣泛宣傳，做到了婦孺能懂。可惜到了現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紅頭文件“專業性”似乎越來越強，大眾性、普及性越來越差。

一項直接關系群眾生活的政策，大家普遍讀不懂，其后果只可能是政策解釋權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百姓既無法明晰自身權利實現的路徑，更無力監督政策是否得到落實。

很多公文專家在講課中都愛引用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做詩的例子———宋人惠洪在其《冷齋夜話》中記載：“白樂天每作詩，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我們的紅頭文件制定者都應該向白居易學習，制定公共政策時要將文本交給群眾推敲，看大家能否看懂，如果看不懂，不妨下些力氣，改到大家能懂為止。

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地方在基層工作實踐中，注重創新探索，用群眾樂于接受的語言、方式，把黨和國家的政策講透徹講明白，找準政策內容與群眾日常生活的契合點，從群眾利益出發，從小處入手，把“普通話”翻譯成“地方話”， 將“官話版”翻譯成“白話版”，把國家大事轉換成群眾的身邊事，就近就地為群眾說故事、講政策，讓黨的聲音直達群眾心靈。這種“接地氣”的政策宣傳自然是廣大人民群眾能聽得懂、看得明、能接受的。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部門像河南這樣來對待“紅頭文件”。（丁慎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