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損害文物、不妨礙他人，遵章守紀、文明拍照，若能如此，保護文物與允許拍照的關系，也就不會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了。

博物館能否拍照，一直以來都是見仁見智的話題。日前，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北京故宮鼓勵在不傷害文物的前提下拍照，讓觀眾盡量多地帶走文物信息。而在海峽對岸的臺北故宮，9月起亦試行解除禁令開放攝影。雖說只是“試辦”3個月，卻也引起臺灣地區(qū)大討論，褒貶不一、毀譽參半。

文物是歷史的絕唱，穿越千年時光，記錄歲月嬗變。文物重地能否拍照？這個問題，叫人百般糾結。支持者提出，在這個大數據時代，文物不該孤芳自賞，以隨手拍的姿態(tài)多親近“朋友圈”，也是扎扎實實的文化傳播行為。反對者認為，比如畫在紙、絹上的中國古畫，與西方油畫不同，閃光燈對這些文物的傷害是不可逆的。此外，除了此起彼伏的“咔嚓聲”影響其他游客參觀，一旦大家都以“我拍故我在”的心態(tài)對待文物，那么，安靜雅致的文物觀賞氛圍恐會被喧囂嘈雜所破壞。

這樣一想，真是左右為難。若禁了，公共服務顯得不近人情；放開了，文物保護與觀賞體驗又或會遭殃。好在兩地故宮都持有條件的開放態(tài)度，“試辦”也好、鼓勵也罷，終究沒有采用粗暴禁令的方式。

早前，國家文物局印發(fā)的《博物館事業(yè)中長期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1—2020年）》中明確提出，“博物館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條件地允許拍照，與其說是一種開明而積極的管理態(tài)度，不如說是兌現傳承和保護歷史文化的職能責任。

當然，對于故宮等博物館來說，允許拍照顯然要增加管理的難度。一方面，這需要館方做好細致的分類與甄別工作，將不適合拍照的藏品區(qū)隔開來；另一方面，如何讓“不能使用閃光燈、不能使用自拍桿、不能使用三腳架”等細則落到實處，考驗管理者的智慧與執(zhí)行力。

而對于游客來說，道德譴責與法律罰單，也會讓任性的拍照行為有所收斂。如果在拍照過程中不聽勸阻或肆意違法，黑名單機制會讓失信失范行為付出代價，《治安管理處罰法》《旅游法》等法規(guī)制度同樣會讓其受到應有懲罰。

不過，文物之所以珍貴，恰在于其無可復制。出事兒了，再去譴責或祭出罰單，終究無法讓文物“復活”。于此而言，要解決“拍照糾結”這樣的難題，還須向文明旅游求解。

所謂文明，通俗點說，不過就是“敬畏”，不過就是“念及”。心里有文物之美，眼里就不會只剩下取景框內的方寸之間。而在偌大的博物館，無論是駐足凝視或走馬觀花，都應當顧及身邊人的觀賞體驗。不損害文物、不妨礙他人，遵章守紀、文明拍照，若能如此，保護文物與允許拍照的關系，也就不會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