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８日電題：參加長征的人員是如何確定的

肖石忠、曾濤、孫杰

１９３４年５月，在中央蘇區(qū)北大門廣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開始醞釀戰(zhàn)略轉移。由于事關重大，戰(zhàn)略轉移的準備工作只在極少數中央領導人中秘密進行。為了籌劃戰(zhàn)略轉移的相關事宜，中央書記處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政治、軍事由博古、李德分別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落實和保障準備。

走留問題屬于“核心機密”

長征之前，一般干部的去留，不是由中央組織局決定的。屬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決定報中央；黨中央機關、政府、部隊、共青團、總工會等單位，由各自的黨團負責人和行政領導決定報中央。決定走的人再由組織局編隊。當時，中央政府黨團書記是洛甫（張聞天），總工會委員長是劉少奇、黨團書記是陳云。因此，這些單位的留人名單，是分別由他們決定的。而高級干部的去留，則是由“三人團”決定。

黨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人員的去留問題屬于“核心機密”，留守人員名單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完全是由“三人團”決定的。在研究留守人員名單時，博古、李德只就軍事干部征求了周恩來的意見，其他方面則只是告訴他一個數字。其實，高級干部的去留問題都是博古、李德說了算，具有很濃的個人感情色彩，存在明顯的宗派傾向。博古、李德盡量將他們認為犯有“右傾”錯誤、不執(zhí)行中央路線的人，留在中央蘇區(qū)。

主力部隊轉移之后，紅軍留守部隊將面臨著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剿”。況且，留守部隊大部分都是傷病員，甚至很多是重傷員，已經基本失去戰(zhàn)斗力，一旦蘇區(qū)陷入敵手，留守人員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

最終的留守名單

留下來堅持斗爭的領導機關叫“中央分局”。第一個被考慮留下的是項英。項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軍委副主席，具有黨、政、軍全面工作經驗，委任他為中共蘇區(qū)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qū)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顯然是經過慎重考慮的。項英臨危受命，表示堅決服從安排。項英為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zhàn)爭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二個被列入留守名單的是時任江西軍區(qū)司令員陳毅。陳毅在興國前線指揮作戰(zhàn)時身負重傷，此時正躺在醫(yī)院的病房里休養(yǎng)。陳毅只好服從中央決定，任中共蘇區(qū)中央分局委員、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與項英一道領導了艱苦卓絕的南方三年游擊戰(zhàn)爭。

瞿秋白的名字也出現在留守名單里。對于這個決定，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畢竟瞿秋白曾是黨中央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找到博古等人，希望能把瞿秋白帶上，但博古予以拒絕，認為瞿秋白正患肺病，不宜長途行軍。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曾回憶說：“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對。”１９３５年２月，瞿秋白在突圍途中被俘，后被國民黨殘酷殺害。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工農檢查人民委員、內務部代理部長和中央政府臨時法庭主席等職，后因反對錯誤的“肅反”而被撤銷全部職務。紅軍主力長征后，時年５８歲的他留在根據地堅持斗爭。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４日，從江西轉移福建途中，在長汀突圍戰(zhàn)斗中壯烈犧牲。

劉伯堅、賀昌、陳潭秋以及所謂“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毛澤覃、古柏等同志因此也上了留守人員名單。

曾經擔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也差點沒能跟隨大部隊進行長征。他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曾經反對過李德的瞎指揮，所以也被列入留守名單。后經周恩來據理力爭，劉伯承才隨主力紅軍一道長征。

起初毛澤東也沒在長征名單之中

不僅是劉伯承，甚至連毛澤東一開始都沒有在長征名單之中。紅軍轉移出發(fā)前，毛澤東的警衛(wèi)員見別的首長警衛(wèi)員都去供給處領被裝物資，就去領毛澤東的那一份，但負責發(fā)放物資的干部在供給名單上卻沒有找到毛澤東的名字。曾任李德俄文翻譯的伍修權在《我的歷程》中寫道：“當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調查研究。”后來，經過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人極力爭取，毛澤東才得以參加長征。

李維漢在回憶錄中寫道，關于留人問題，他未過問。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們決定的，他沒有參與其事。蘇區(qū)中央局機關和中央黨校歸李維漢管，所以，他把他們都帶走了。

中央紅軍主力突圍轉移后，在中央蘇區(qū)留下了紅２４師和地方武裝共１．６萬余人，以及３萬余名傷病員。他們面對國民黨軍及地主武裝的瘋狂“圍剿”進行了英勇的斗爭，終因敵我力量懸殊隊伍被打散，多數人犧牲、被俘。幸存部隊在項英、陳毅等領導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zhàn)，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