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在實體經濟疲軟以及風險的層層傳遞下，銀行在對政府融資平臺以及央企、國企趨之若鶩的同時，卻在或明或暗收緊民企、中小企業等群體貸款，“政府背景”再次成為信貸避風港。

這一景象儼然是國企超需求融資的又一個輪回，在2008年我國經濟遭受次貸危機沖擊并于2009年推出四萬億元刺激政策時，其時商業銀行亦是將絕大多數信貸資源配置給具有“政府背景”的企業。

一般意義上講，在實體經濟疲軟之下，商業銀行將更多信貸資源配置給具有“政府背景”的企業，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甚至必要性的。一者，相比于中小民企，央企、國企的信用評級相對較高、資產規模相對更大、且享有較多的政策便利；二者在實體經濟持續疲軟之下，往往需要加大基礎設施、民生保障類工程的投入，以達到階段性“穩增長”的目的，而這些領域對于具有“政府背景”的企業而言，某種程度上又是義不容辭的義務。

但是，細加辨析的話，我們卻又發現，上述理由并沒有指出國企之所以能夠超需求融資的本質所在。

事實上，具有“政府背景”的企業，盡管資產規模相對較大、且享有較多的政策便利，但是，其實質性的運營效率、贏利能力及信用評估，卻并不一定比中小民企強，否則，在上一輪四萬億元刺激政策之下，怎么會導致至今仍難以解決的巨額地方債務呢？而所謂“政府背景”企業之于“穩增長”的必要性，這一點我們固然有必要相對承認，但是，歸根到底，無論是基礎設施投資、還是民生保障類的投資，在經營權益性質、財政貼息等優惠政策鎖定的前提下，整體仍然應遵循市場化路徑，這是毫無疑問的。

那么，在上述兩點進行辨析之后，國企之所以能夠超需求融資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呢？是商業銀行針對國企信貸審核的軟約束。

眾所周知，在五大行自2003年起陸續IPO上市之后，商業銀行的整體運營效率已經大幅提升，信貸流程更為全面、審核也更為嚴格。但有一點至今沒有發生本質性的改變，那就是相對于民營企業，商業銀行對具有“政府背景”企業的信貸審核依然存在軟約束慣性。

具體而言，近年來，在實體經濟持續疲軟之下，一方面，商業銀行對于中小民企的信貸審核益加嚴格，除了普遍性的固定資產抵押，更催生出民企與民企之間的互保、聯保等，而且一旦發生貸款逾期，視逾期金額的大小和期限的長短，放貸員、支行分管行長、甚至分行行長亦須承擔相應的責任、甚至處分。

但另一方面，對于具有“政府背景”的政府融資平臺、央企和國企，絕大多數商業銀行往往又會天然忽視甚至無視其風險，因為放貸給具有“政府背景”的企業，即使貸款逾期也能很順利地進行滾轉和展期，最終哪怕發生壞賬，具體責任人也不會有任何道德風險，更能因“均為體制內”而大體不必承擔相應責任。

故而，針對國企信貸審核的軟約束慣性，才是再次造成國企超需求融資的根源所在。而欲對此進行破解，很顯然，除了應進一步強化商業銀行的風險管控外，更為重要的是，應持續加大商業銀行的市場化改革力度，通過放寬民資進入銀行業的門檻等，倒逼國資背景的商業銀行提高風險意識，并逐步扭轉針對國企信貸審核的軟約束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