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校園欺凌從界定到處理，均在法律法規、校紀校規、下不為例或者罰款檢查了事之間躲閃游移，那么，一種多方受害的非合作博弈就會形成。

近日，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印發了《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開始對校園欺凌現象專項治理。這是好事，校園欺凌的確該認真管管了。這些年來校園欺凌現象屢見于新聞報道。有的不僅情節惡劣令人發指，甚至還公然錄制視頻在網上炫耀。戾氣蔓延甚至殃及教師群體，出現了直接傷害乃至殺害教師的極端例子。

校園欺凌現象屢禁不止，以及此次專項治理行動本身，都反證了相關法律的粗放或執行力的不足。現實經驗是，只要不出現特別惡劣的后果，有關校園欺凌的法律法規幾乎都處于沉睡狀態；更何況還有未成年人保護法、義務教育的強制性與青少年犯罪年齡下移現實的捍格。國人很多時候缺乏法治精神，習焉以和為貴的傳統倫理，一旦出現校園欺凌，學校出于家丑不可外揚等利害關系考慮，反倒可能成為施害者的“第一道防線”。例如，當備受關注的洛杉磯中國留學生施虐同胞一案，最終以多名留學生的獲刑告終時，幾乎同期發生的南京某中學的欺凌事件（施虐程度幾乎不相上下），處理結果卻幾不為外界所知。

法律法規，按理說不只是為了事后懲戒，而是為所有公民構筑安全空間。這一理念的實現，有賴于規則的細化、責任的明確，以及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剛性，剛性才能確立規則制度作為守護神的威懾。如果校園欺凌從界定到處理，均在法律法規、校紀校規、下不為例或者罰款檢查了事之間躲閃游移，那么，一種多方受害的非合作博弈就會形成。

施加校園欺凌的學生，習慣了違法行為只在學校解決，相信學校不能拿他們怎樣（最多是處分），進而相信受害學生不敢舉報或者不怕被舉報，因而越發肆無忌憚。受害的學生，只要所受欺凌在可以忍受范圍，往往也不敢舉報。因為他們也知道學校不會拿對方怎樣，舉報招致的可能是變本加厲的報復。而學校也不習慣在法律框架下解決問題。有些學校由于害怕出現極端事件、害怕社會輿論，往往在受害學生和施害學生之間進退失據，只能訴諸批評教育等有限的內部手段。這無形間又縱容了施暴者的戾氣。

此番《通知》規定，對造成惡劣影響的校園欺凌事件，將予以通報、追責問責并督促整改。這對于破除博弈困境，無疑有一定的震懾作用。但是，想要真正消除校園欺凌，僅有專項整治還不夠，必須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校方和有關單位的救護責任法律化，讓管理不善、監護不周者付出輕則民事、重則行政甚至刑事責任。也就是說，必須根除架空法律、法規的博弈困境。如果對校園欺凌背后的中國世情缺少足夠的警醒，不打開校門，讓法律“進門”，專項治理之后，問題可能還會重來。而這，又何嘗不是法治社會的一個普遍問題。

□劉志權(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