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遞小哥被打視頻刷爆網絡，警方迅速介入調查。打人者委托家屬通過媒體向被打快遞小哥致歉，表示十分后悔，愿配合警方調查。順豐公司隨即發布聲明，要求依法追究打人者的責任，稱“動手打人就要承擔法律責任，我們不要錢，你給我多少錢，我們都不會去對這個事情妥協”。針對網傳順豐集團總裁王衛發朋友圈稱“如果這事不追究到底，我不再配做順豐總裁”，王衛表示，此事關乎員工的尊嚴，錢和道歉不能解決問題，沒有調解的余地。不知打人者的道歉與順豐方面“追究到底”的強硬態度有無直接關系，但順豐公司旗幟鮮明地支持和幫助快遞小哥維權，贏得了網友的一片贊譽之聲，也促發人們對構建以維護員工利益為重點的新型企業（單位）文化進行更深入的探究。

從以往常見的情形來看，如果快遞小哥的傷情未達到需追究打人者刑責的程度，加之打人者已經道歉，且沒有被扒出有什么顯赫背景的話，他以尋釁滋事被行政拘留10日，此事大概也就告一段落了。警方以這個結果結案，網友也因為沒有更多“看點”而散去，這就是網絡時代的特點——公共事件會因為輿論關注度高而從“小事”變成“大事”，也會因為輿論熱度的降溫迅速從“大事”變成“小事”。

現實中，像此次事件中的打人者那樣自我感覺優越的人太多了，比如物業業主毆打保安，大老板毆打小攤販，旅客侮辱乘務員……這類事件屢屢發生，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有人平等意識匱乏，不憚踐踏社會公序良俗。如何消除這種思維？只是靠每個人漸漸變好嗎？恐怕不行，壞人只會變老，但不會自己變好。壞人變好離不開外部的壓力，要形成這種壓力，離不開像順豐那樣“追究到底”的決心和行動。

送報、送餐、送快遞等配送行業，需要得到社會的尊重。為什么在類似“快遞小哥被打”事件中，受傷者往往是社會上最普通的人或者邊緣群體、弱勢群體？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本身的弱小，缺乏對抗和反擊的能力，對他們施暴的風險很低。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在社會上相對孤立，沒有自己明確的利益代言人。環衛工人被打了，少見有環衛部門高調替他們討說法；小攤販被打了，少見有什么組織站出來幫他們維權；流浪漢被打了，如果不是性質太惡劣且被網友拍下來發到網上，更是幾乎無人說話。弱勢者之所以容易受到傷害，是因為法律的救濟成本太高，而作為社會中間層的企業、單位，又大多是松散而自利的，缺乏應有的彈性，不能對他們起到保護的作用。很多時候，他們都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

人格尊嚴受到傷害的弱勢者，大多會選擇忍氣吞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他們最“明智”的選擇。這種選擇有時能夠化解個體的矛盾，但客觀上會助長惡人的囂張氣焰，加重社會的戾氣和怨氣。反觀順豐公司的“追究到底”，這不是“霸道總裁”個人形象的展示，而是企業責任感的生動體現。企業與員工是利益共同體，員工受傷害就意味著企業受傷害，企業有義務為員工撐起權利保護傘。推而廣之，所有企業、單位都應當成為個體的利益代言人，因為再強大的個體都是弱小的，再弱小的組織也是強大的，只有當個體不再是碎片化、原子化生存，我們才能建成一個有溫度、低風險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