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周歲“抓周”時，抓到了書，所以家人給他取名為“鐘書”。也許是天意吧，他也就名副其實，一輩子“鐘情于書”。在清華大學讀書時，他就立下了“橫掃清華圖書館”的志向，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到了讀書上。

錢鐘書在讀書中，還對讀字典、辭典有著特別的興趣，而且深得其樂，許多大部頭的字典、辭典、大百科全書他都讀過。

1939年秋，錢鐘書和鄒文海、徐燕謀等人一起，從上海動身，一同赴遙遠的湖南安化藍田的國立師范學院任教。途中，錢鐘書“怡然自得，手不釋卷”。鄒文海好奇，方知錢鐘書看的是英文字典。鄒文海覺得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讀得津津有味，真是不可思議。錢鐘書則告訴他：“字典是旅途的良伴。隨翻隨玩，遇到幾個生冷的字，還可以多記幾個字的用法。更可喜的是，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記載舊時口語，表現舊時之習俗，趣味之深，不足為外人道也。”

楊絳在《我們仨》中說他們當時被困在上海，物資貧乏，生活很困難，而錢鐘書是視書如命的人，那時沒有什么書可以看，錢鐘書就是看字典。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錢鐘書、楊絳均被“揪出”作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還有人寫大字報誣陷錢鐘書，所幸1969年11月，錢鐘書作為文學所“先遣隊”的成員最早去了河南省羅山縣的“五七干校”。當時他負責給大家燒開水，加足煤以后，利用水未燒開的這個空間，便抱著一部比磚頭還厚的外文原文辭典閱讀。后來，干校遷至息縣的東岳集西北，錢鐘書負責信件收發工作，1971年，五七干校離開息縣東岳集，又搬到信陽附近明港的一座軍營里。在這期間，錢先生只要有空，仍抱著那部比磚頭還要厚的外文辭典，攻讀不輟。文/馮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