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區制表面上是住宅小區物理上的變化，實則是法規制度和公眾心理上的嬗變。只有納入立法議題經過廣泛商討博弈，在尊重和保障私權的基礎上獲得最大民意公約數，才能消除公眾顧慮。

街區制，這個略顯陌生的名詞近來成為熱議焦點。21日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引發輿論普遍關注。最高法23日回應開放小區是否與物權法相悖時表示：目前這一意見屬于黨和國家政策的層面，涉及包括業主在內的有關主體的權益保障問題，還有一個通過立法實現法治化的過程。

從上世紀50年代單位“圈大院”，到改革開放后蜂擁而起的封閉住宅小區，一直以來我國城市居民更習慣和依賴于私密性的住宅環境，及至如今，越高檔的小區往往越強調私密性保護。在這種背景下，引入國人比較陌生的街區制，難免引發一些議論和擔憂。最高法及時回應公眾關切，從法治視角澄清認識，讓人不難看到這一政策后續更為本質的問題所在。推廣街區制，說到底是一個公私利益協調的問題，需以法治方式實現公私利益兼顧，確保街區制這一先進的城市發展制度模式有效推進。

于公益而言，住宅小區畫地為牢，不但造成道路擁堵、資源浪費、生活不便等城市病，而且阻礙了現代城市公共空間與活力的增長。域外經驗表明，街區制能夠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促進土地節約利用，實現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效益最大化，利于提升城市公共生活質量。但就私權而言，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推廣街區制，可能與居民的私益產生沖突。《物權法》規定：“建筑區劃內的道路，屬于業主共有，但屬于城鎮公共道路的除外”。小區道路在立法上屬于業主共有的私產，對外開放如何界定其權屬？打開門禁、拆除圍墻會否帶來小區安全隱患？會否造成住宅環境破壞？對于業主的居住空間與資源被擠占如何補償？

中央基于公共利益和城市長遠發展出臺政策，公眾基于私權利益和自己的居住資源環境而產生擔憂，只有納入立法議題經過廣泛商討博弈，在尊重和保障私權的基礎上獲得最大民意公約數，才能消除公眾顧慮。而將政策上升為法律，不僅需要從立法上重新明確街區道路、綠地、停車位等資源的歸屬，減免業主對于小區開放資源的負擔，在正當程序基礎上給予合理補償；而且還需修改城市規劃、房地產、物業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就街區安全、物業管理、環境等問題完善配套制度措施，確保開放社區后居民的權益不會受損。

不難看出，街區制表面上是住宅小區物理上的變化，實則是法規制度和公眾心理上的嬗變。從“推廣”“原則上”“逐步”等措辭上看，中央作出的是一種倡導性的政策安排，只有納入法治軌道實現公私利益的良性均衡，才能最終實現國家政策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