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首要的就是減少無效供給。現階段我國工業和房地產領域過剩比較嚴重，生產的產品、建好的房子賣不出去。基建和政府投資領域也存在大量無效供給，如打著城鎮化旗號催生的“鬼城”“空城”，很多都是投資過剩的產物;門可羅雀的展覽館、大劇院等，成了白砸錢的政績工程。

然而同時我們又看到，很多需求強烈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卻十分不足。入學難、看病難、養老難，呼吁了很多年，還是老樣子。空氣污染、交通擁堵、臭水溝、斷頭路等現象，何嘗不令人心痛。有些公共設施，建了沒人維護，成了擺設，沒能發揮其真正的作用。重數量、輕效益，重建設、輕管理，屢見不鮮。

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這個“短板”為什么多年沒補上呢?究其原因，主要還是機制問題。政府親力親為，壟斷了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財政資金有限，投到東，就沒法顧及到西。用完財政資金，地方政府又借道投融資平臺融資搞建設，債臺高筑，長期下去是無力為繼的。

打破這種僵局，采用PPP模式不失為一種極佳的政策選擇，就是要在政府與社會資本之間建立起一種長期的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合作機制，雙方作為平等的主體，依靠契約維系。這種合作關系是針對項目全生命周期的，從項目前期工作到審批、建設、運營維護直至期滿移交退出等各個環節。通過PPP模式，可以吸引社會資本進入公共產品和服務供應領域，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利用社會資本的市場活力、專業管理優勢，提高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應效率。

要想做到公共產品的優質供給，首先要選好社會資本。好的社會資本應該具有豐富的產業經驗、雄厚的財務實力，能夠以合理的價格提供公共設施建造和公共產品。無數項目實踐表明，只有通過充分競爭才能選到最合適的伙伴，有效降低政府的支付成本，提高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應質量和效率。

其次，政府要強化契約精神，恪守信用。一方面，政府必須按照相關協議要求做好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監管以及績效考核。不僅自己要監管好，而且要發動社會來監督，采用多種方式監管；同時政府支付給社會資本的補貼要同監管考核結果掛鉤。這種新的模式，將倒逼政府職能的轉變，做到監管不缺位，把該管的管好，不該管的要放手。這些措施都有利于實現公共產品、服務質量和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嚴格按照相關協議的要求，及時足額支付服務費，這樣才能確保公共產品、服務的達標和高效提供。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和履約氛圍，才能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到公共服務領域，最終形成良性循環，全面提高公共產品、服務的質量效率。

（作者系北京大岳咨詢有限責任公司高級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