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該書的策劃者、時任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總編輯的鄧明先生講述了這一“敢為天下先”的往事始末，將它的成功歸功于“一個大社的專業實力和文化擔當”。

毛主席批示可以用人體模特

我很早就知道人體美術。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在上海市大同中學讀書時期就接受了比較系統的美術訓練，學校有一個人稱美專預備班的美工組。在那里，我知道了人體寫生是學畫人物的基礎功課之一。

“文革”前，我同班同學周振德（他后來成了我編《世界人體攝影》的合作者）悄悄地告訴我，聽他在浙江美院學國畫的姐姐周若蘭說，毛主席有一個關于允許美術院校使用人體模特的批示，當時的情形比較敏感，知道了也不敢吭聲，只是在心里暗暗歡喜。

后來我才知道，1965年7月18日，針對康生等人在1964年《關于試用模特兒問題》報告上的批示和文化部下發的 《關于廢除美術部門使用模特兒的通知》引發的爭論，毛主席曾在中央美院教師來函的第一頁上批示：“……此事應當改變。男女老少裸體model，是繪畫和雕塑必須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壞事出現，也不要緊。為了藝術學科，不惜小有犧牲。請酌定。”（見《毛澤東書信選集》） 批示中用英文“model”代寫中文“模特兒”，足見毛主席對古今中外美術史的通曉，在人體寫生問題上“洋為中用”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

據說郎靜山 （1892-1995）先生早年曾拍過人體作品，還參加過國際沙龍展出，圈外很少有人知道，我也是好些年后才在雜志上見到這些作品的介紹。1979年以后，國內美術界一些體制外的、突破原先規范的東西陸續出現，包括上海淮海公園上二人畫展，開始出現油畫人體作品，但人體攝影還是沒有。

激發我出版畫冊的兩件事

1986年5月，我升任人美社副總編輯，分管攝影類讀物，開始萌生利用本社資源編寫出版人體攝影圖書的想法。

之后有兩件事激發了我將出版人體攝影畫冊的想法快速付諸實現。一是人美有個刊物叫《時代攝影》，一直不太有起色，攝編室希望把它做得略微專業一點，改刊為《攝影家》，由攝編室主任常春親自出任主編。我們提出的辦刊宗旨是“讓作品說話”，照片選到位，文字寫到位，避免泛泛而談。我主張一上來就在創刊號發一組人體攝影作品，我自信自己對人體攝影這一課題已經梳理到位，兩冊的選稿也已基本成型。1988年5月16日，《攝影家》創刊號編入一組世界人體攝影作品。

再就是到了8月5日，我在人美院子里碰到了連環畫編輯室的謝穎，從《攝影家》創刊號的人體攝影作品聊到華師大有個研究室正在策劃搞人體攝影畫冊，已經吸引了一些出版社的關注。我一下子警覺起來：我們都已經準備得這么充分了，怎么能讓人家隨便搶先！ 而且我對人家的研究水準也十分存疑，沒有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如此厚實的庫藏，誰能做出高水準的人體攝影圖書？ 當時上海人美不僅在上海，甚至在全國的地位都非常重要，連環畫、宣傳畫、年畫的發行量曾多年穩居第一，我們各部門的很多編創干部都有“舍我其誰”的豪氣，覺得自己的工作是一種文化擔當。

盡管作為副總編我對分管的攝影讀物擁有決定權，但茲事體大，我不敢貿然決定，就迅速與居紀晉社長商量，并在8月8日星期一辦公例會正式提出 《世界人體攝影》選題。當時我們班子有五個人：年長的社長居紀晉、副社長范仁良都是離休干部，副總編龔繼先、副社長江顯輝、副總編鄧明則是中青年，與會的還有社長室秘書戴建華。這是一個專業背景很強的班底。對人體攝影沒有偏見，也非常團結，當場就一致通過了選題。辦公會決定：由我一人操作，班子集體負責。我擔任責任編輯，大家集體審稿集體簽字。榮譽是集體的，責任也是集體的。

出版局局長袁是德親自審稿

9月16日下午，我到出版局開會，讓周振德帶上所有的待發的稿子到局待命。會后，我和周振德隨圖書處倪墨炎副處長去小會議室接受局長指示。當年的袁是德局長正值壯年，剛剛主持了一下午局屬干部會議的他絲毫不見疲態，興致勃勃地和賈樹枚副局長一一過目我們在長條桌上攤開的入選作品，當場審稿。精心洗印的十幾二十寸的大照片張張神采奕奕、光可鑒人。袁局長不時提出問題，顯得頗有藝術素養。我記錄下了我們談話的內容。

袁：“作品的藝術性是明顯的，各種風格的都有，沒有什么挑逗色彩。”

鄧：“我們是從近千幅作品中精選出來的，全是國外有影響的作品，按時代及風格流派排列。挑選時強調藝術水平，有些比較暴露或曖昧的，即使技術上很好，也不收入?！?/p>

袁：“男的好像少了些？”

鄧：“男人體作品不多，成就也不高，這次是盡量收入了?！?/p>

袁：“有些歐洲雕塑男人體也很好。哦，它們不是攝影?！?/p>

鄧：“我們班子專門討論過這個選題，思想非常統一。我們的愿望是人體攝影在我國產生之時就給予健康的引導，因此打報告向局里請求領導。”

袁：“你們要出就出得快，現在周期都這么長，什么時候能出來？”

鄧：“大概11月份可以出來，都準備好了，兩年前就開始作品的準備?！?/p>

袁：“封面搞好了嗎？”

鄧：“我考慮封面是黑的。只有一張背側面有輪廓光的那張作底版，上面壓電化鋁書名，比較樸素，也說明問題。”

袁：“是的。封面要樸實些的，封面更不能有挑逗。準備印多少？”

鄧：“第一版大約八千左右，以后再說?！督夥湃請蟆凡橹救A要材料作介紹，我讓她在局里批準之后再給?！?/p>

袁：“銷路是沒什么問題的?！编嚕骸熬掷镌诘谌炀妥鞒鰶Q定，效率比我們預想的要高，謝謝局里的支持。我們一定努力出好它。”

袁局長當場委托賈副局長負責關心此事。10月17日，局長審稿的第二天，出版局的正式批文到社。

10月9日，賈樹枚和圖書處沈家儒、倪墨炎兩位正副處長到人美社指導工作，特別提到希望畫冊應集中拿到明年1月1日上海書市亮相。21日，我們班子全體成員當場在發稿單上集體簽字，正式發稿。

售書現場盛況空前

1988年12月25日，星期日，人美社讀者服務部開張第二天。一早趕來購書的讀者排起長龍，從延安路門面拐進富民路弄堂后再拐了個彎，足有數百人之多。開門后沖進門市部的讀者爭先恐后，很快就擠倒了柜臺，我們只能改在服務部位于富民路的后弄堂窗口售書。我與戴建華隨機詢問排隊購書的諸者，為什么舍得買這么貴的書？ 三十三元的定價，對任何一個讀者都是筆不小的開銷。當時大學畢業工資才六十多元。主流的回答是：以前看不到的，印得又好，貴是貴了點，買回去看看，藏起來，值得的。也有回答：快點買到手，說不定啥辰光又禁忒了呢！每天都脫銷，印刷廠來多少走多少，完全沒有營銷和宣傳，大家都擁過來搶，個體書販，據說沒有關系的還拿不到貨。直到上海出版社聯合書市1989年元旦開幕，排隊的人還是很多，媒體報道說攤位前有一百多米的長隊。書能成功本在意料之中，能如此成功確實出乎意料之外。

媒體的報道也實事求是。1989年1月5日，《新民晚報》刊發朱偉倫文章《“搶購熱潮”引起“出版旋風”“思想解放”還是“爭相起哄”———對眼下人體攝影集出版熱的思索》：“一位暫時不愿公開姓名的，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士告訴記者：中國在這方面禁錮了三四十年，應該說禁錮了千百年，一旦開放，出現一時潮涌，一時暴熱，這是正常的。時間長了，讀者自然趨于冷靜。他說：人們對人體藝術有興趣，表現了人類自我意識的覺醒，這是思想解放運動的繼續和延續?！?/p>

“敢為天下先”的文化擔當

《世界人體攝影》這本書在發稿的時候曾很糾結，當時我們已經做了個入編攝影家的介紹，但信息非常不平衡，有的人很厚實，有的人怎么也找不到更多資料，最終還是遺憾地舍去了。后來有好幾個出版社找我，希望找些編余的片子給他們，我說我們沒有編余。不是不給別人，是因為別人更不擁有相關的知識儲備，就怕形成風潮一擁而上，把事情做壞了。令人欣慰的是，在后來各地出版的眾多人體攝影畫冊中，我們《世界人體攝影》的編選質量至今仍擁有穩定的領先地位。海外媒體也紛紛對此表示關注，美聯社、路透社都有電話過來，日本領事館打到我們行政科來問：“你們發行的情況怎么樣，是不是還要出第二版？”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陣子，聽說有個別出版社因出版物不嚴肅受到了出版總署的批評。我也留意領導層的態度，但是我相信我們不會有什么問題，無論從什么角度看，我自信我們在藝術性知識性嚴肅性上做到了高度統一，無懈可擊。我曾總結說：“國內第一本公開發行的人體攝影畫冊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一個大社的專業實力和文化擔當?！?/p>

（鄧明口述，沈飛德采訪，楊之立整理。摘自《世紀》2016年1月刊。）